在当下的政治话语与学术论述中，启蒙与文明往往被视为体现“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启蒙运动发生于17、18世纪的欧洲，而“文明”这一词语和概念也正是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启蒙意在克服蒙昧，文明致力于战胜野蛮。15世纪末以来特别是在启蒙时代，欧洲通过探险、传教、商业、殖民和征服迅速积累了大量关于非欧洲地区的知识，而非欧洲人构成了欧洲人的他者。他者的存在，使得18世纪的启蒙思想者对非欧洲世界开始产生广泛兴趣，并借助对他者的认识来丰富对人类的理解，进而形成对欧洲自身的批判性反思。这一反思往往指向欧洲自身的野蛮，并不能被简化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不过，在批判性反思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启蒙计划中，也出现了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主义文明叙事。18世纪末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来，这一叙事逐渐转化为针对他者的、充满文明优越感和教化使命感的“欧洲中心论”。这也是为什么萨义德把东方主义的诞生厘定于18世纪末的原因。①因此，欧洲的启蒙和文明论述一定程度上建立在欧洲与他者的关系之上。由于在欧洲与他者的交往过程和启蒙运动塑造的现代性中，一度形成了欧洲的优势甚至支配地位，故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后现代思潮、后殖民主义对欧洲和西方霸权的反思与批判中，启蒙及其文明论述往往被视为“欧洲中心主义”话语，即欧洲人借助启蒙和文明概念把欧洲的他者转化为具有原始和野蛮特征而有待“启蒙”的族群，从而为欧洲的支配和扩张张本。本文旨在通过法国启蒙思想中围绕他者，也就是奴隶制及所谓“原始人”(sauvage)②的论述，讨论启蒙的批判性自我反思及其对于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意义，以及分析启蒙背后的历史主义叙事可能带来的“欧洲中心主义”。 一、针对他者奴役的道德自省 18世纪的启蒙思想者大多是帝国的批判者，③他们对欧洲帝国扩张和奴役中的野蛮性的批判，实际上体现了启蒙思想者所阐释并予以构建的文明计划。当时，启蒙思想者开始尝试在欧洲寻找文明的动力和进程，而不再把欧洲理解为启示宗教的载体或王朝国家的竞技场。在启蒙的文明概念中，人道(humanity)和自由是基本内涵。启蒙哲人从人道和自由出发对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历史上的野蛮展开了批判，而殖民和帝国扩张中的罪恶行径促使他们进一步发展了人道和自由的价值。④在伏尔泰和苏格兰史学家威廉·罗伯森(William Robertson)等启蒙知识分子看来，15、16世纪是欧洲走出封建制进入现代文明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人把野蛮带到了他们发现的新世界。因此，野蛮存在于欧洲开启的现代性根基之中。对他者和新世界的发现让欧洲获得了丰富的物质资源、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同时也把美洲、非洲、亚洲的大量人口抛入了毁灭性的灾难当中。对欧洲近代帝国扩张特别是其中的奴隶制暴力的思考推动了启蒙的文明自觉，由此产生的道德自省抑制了“欧洲中心主义”，并产生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在伏尔泰看来，新大陆的发现“无疑是我们地球上的头等重要事件”，打破了此前地球上的一半对另一半的无知状态，但对美洲的征服“使美洲的居民，有时也使征服者自己，付出了悲惨的代价”。⑤不仅如此，随后发展起来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经济加剧了欧洲殖民帝国的罪恶。伏尔泰尖锐地指出，圣多明各的奴隶“缩短他们的命来满足我们的父辈所不知道的新的欲望，从而让我们的新胃口得到愉悦”。⑥“新胃口”主要是指18世纪欧洲人对糖和咖啡等产品的迷恋。在两年后出版的《老实人》中，伏尔泰通过一个苏里南奴隶之口形象地展现了美洲蔗糖种植园中奴隶的悲惨处境：“我们在糖厂里给磨子碾去一个手指，他们就砍掉我们的手；要是想逃，就割掉一条腿：这两桩我都碰上了。我们付了这代价，你们欧洲人才有糖吃。”⑦短短几句话，跃然纸上的不仅是欧洲殖民者的残酷，更是欧洲人通过这些暴行参与构建的全球贸易体系的罪恶。这一贸易体系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强大力量，它通过不断制造新的消费品来创造新的欲望，在操纵人的生活的同时也攫取财富。咖啡和糖这些欧洲人生活中曾经的奢侈品在18世纪逐渐成为满足普通民众“新胃口”的基本消费品，以致于法国大革命期间海地起义造成的糖价上涨引发了巴黎民众的骚乱并激化了革命局势。 伏尔泰的论述让我们看到了18世纪欧洲对于殖民贸易的依赖。因此，相比于16世纪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对殖民征服暴行的批判，启蒙时代的帝国问题对欧洲人更具挑战性。因为16世纪时，新世界尚未进入全球体系并成为欧洲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卡萨斯在其《西印度毁灭述略》⑧和蒙田在其随笔⑨中所表明的那样，殖民暴行可以被视为少数殖民者出于贪婪和傲慢而施行的暴行，或者在近代早期的宗教和民族纷争中被指控为特定民族如西班牙的罪恶(所谓“黑色西班牙”的指控)，欧洲人整体上并不需要为特定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承担责任。此外，在卡萨斯和蒙田的时代，从非洲绑架贩卖黑人到美洲的大西洋贸易还没有大规模展开，因此，他们还没有关注奴隶制问题。而18世纪，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经济已经在欧洲的全球贸易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我们在伏尔泰的论述中看到的，启蒙思想者认识到，欧洲人已经成为这些殖民暴行的受益者。显然，伏尔泰在其史学和文学作品中戳痛了欧洲人不安的良心。 然而，伏尔泰并没有深入讨论奴隶制问题，更没有就如何消除这一罪恶提出方案。差不多同一时期，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同样被这一不安的良心折磨。在1758年出版的《论精神》中，他写道：“人们都会同意，到达欧洲的糖，没有哪一桶是不沾人血的。那么，看到生产和出口这些产品所造成的不幸，谁会拒绝放弃它们呢？谁会不放弃用如此多的不幸之人的眼泪和死亡买来的乐趣？让我们转头不要去看如此致命、对人类造成如此多的耻辱和恐怖的场面。”⑩虽然正如让·埃拉尔指出的，爱尔维修放弃糖的消费的倡议暴露了启蒙知识分子面对奴隶制罪恶时的无力，但他和伏尔泰至少正视了欧洲人在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经济中应承担的责任。(11)因此，虽然像玛德兰·多比指出的那样，18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启蒙思想者确实没有像讨论东方和美洲印第安人那样广泛论述奴隶制问题，但这并不是因为法国人对奴隶制带来的经济利益的考量胜过了对其造成的道德问题的顾虑。(12)在伏尔泰和爱尔维修那里，恰恰由于奴隶制的经济利益及其为欧洲人生活带来的舒适，奴隶制才成为更为尖锐的道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