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提出“用历史家眼光”看近代中国历程，可大致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遂有洋务自强之新政；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继以戊戌救亡之新政，“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发起政治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①当然，这只是立足于历史大势的概言(梁特别申明该文是为《申报》馆五十周年所作的应酬文章)，还未触及学理研究的深度。实际上，如果以文化演进的取向来看，梁之所言前二期所谓“器物所不及”和“制度所不足”亦无质性上的不同，都是以“自强”为目标，以“师夷”为取径，所异者不过为“洋务自强”与“变法自强”而已；其根性上的不同实在于第三期的历史转向——“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即五四新文化的兴起。 就此而言，梁漱溟的认知更切合于历史实情。他将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认为前期不过“讲富强，办新政，以至于革命共和”；后期当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侧重于“谈思想主义，采取直接行动(五四，六三以来各运动)……纵其间不尽一致，而总之背后有一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空气。”②历史的走向确乎如此，鸦片战争之后，在“师夷”的历史惯性中一路求变，从洋务新政到戊戌新政乃至革命重建，仍未实现中华文化振起的荣光。“民国四五年之交，整个的中国陷在革命顿挫，内部危机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闷中，一般人以为政治不足以救国，需要文化的手段，于是就发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选择为之一变，与当初的讲求富强相反③，从而诉诸于文化自省，立足于建设中国本位文化。 学界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文化取向虽早有总括之论，但实证性的深究亦还比较缺乏。总体上看，无论是立足于革命史(或社会运动史)视角，还是文化史研究视角，关于“五四”新文化史的相关研究成果都十分丰厚，问题的讨论也很深入，但却很少有将其置于近代整个文化演进历史进程中，从历史发展方位上揭示其特性的研究。④本文拟就此论题展开讨论，期望将问题引向深入。 一、转向：求西学以图自强 “所谓大放异彩的中国文化”直到鸦片战争才发生了很大的质的变动，“导致古老的文化起了动摇。”⑤这是后人面对时代问题回首历史的“后识”之见，就实情而言，道咸之际并未有此剧烈的思想震动，虽然人们也曾惊异于西人的坚船利炮。根系于传统文化的“经世”文风或可仍为时代主潮：“故文以载道，道以经世。学者择而精焉，而体用于是乎备……于当代名人论议，广搜博览，凡有裨世用者，毋论长篇短幅，裒而录之。”⑥经世学风潮涌波荡，时人论学言治均不出其大要。“学术乃其纲领，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⑦“天下之事，尽于六曹……天下之官所治之事，皆六曹之事也。”⑧即使魏源著《海国图志》时，其主旨也不是基于“自强”之需，或者此时还并不自以为弱。《海国图志叙》(1842年)申明：是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⑨这实际是立足于应对上的计谋与方策，所谓“驭外夷者”的“兵谋”而已，即“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用夷制夷，畴司厥楗”⑩，远未有后来朝野上下所感知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深忧远虑。 张灏的研究表明，“晚清的商埠虽开，西学虽已进来，众多的西方传教士虽已深入内陆，而一般士大夫思想上的门仍然紧紧在关闭着。易言之，我们不能轻易地假定，从五口通商开始，晚清的士大夫都普遍地受着‘西方的冲击’”。(11)这与社会层面上民众感受的转变大致同步，如1860年后“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观念自这次之后就有显明的改变……凡是外国人的东西和行为必都是好的。上海人从此不再蔑视外国人了。”(12) 实际上，真正从文化取向上的历史变动发生在同光之际，即19世纪60年代因同文馆引发的“中西之争”。“这场朝堂上的争论的实际意义，却在于通过主张引进西学和反对引进西学之争，把如何处理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提上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日程。”(13)时人王韬就认为，鸦片战争后相当长时间内，“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所谓诹远情、师长技者，茫无所知也。”(14)即使在咸丰初年，“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于人。”(15)虽然林则徐、魏源曾关注并研究西学，但对于社会风向转移而言却“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洋务新政启动之后，曾国藩等于西学提倡才“有倡导之功。”(16)此后“方今光气大开，西学日盛。南北濒海各直省，开局设厂，制造舟舰枪炮，一以泰西为法”。(17)由此时移势易，风向飙变，“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咨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18) 洋务时期的“中西之争”是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命题，也是影响未来历史走向的关键选择。面对抵拒西学的势力，李鸿章特别申明应该坚持的立场：“兄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综核名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19)因此，他强调西学不过是中国走向自强的器具，不存在所谓的“以夷变夏”的庸人之忧：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20) 无论洋务新政实务方面的效用如何(学界多有争议，成败评价各有不同)，但它却实足体现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取向；由此形成的路径依赖，事实上长久地决定着未来的选择。胡适评述道： 自曾、李以至今日，对于西方文化中政治法制或社会风气颇多是非可否之论，独对于科学利器、科学本身之采取，则自来无异辞。(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