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洁化”：近代中国洋糖消费的兴起

       DOI:10.13613/j.cnki.qhdz.003273

       中国用糖历史久远，盛唐之前，即能食用由日光暴晒而成的蔗浆；唐至明末，因手工制糖技术发展，富裕阶层炫耀性地消费作为奢侈品的固体糖品；②明末至清中期，随着手工制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糖品产量剧增，糖品作为普通商品而多用于日常生活当中，其营养价值开始受到重视。近代以来，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东西互动频繁等因素的不断累积，东亚地区国民生活方式中的现代性元素也日渐增多，糖品在医学上作为人体必要的营养物质亦被消费者所重视，在其“使用价值”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19世纪中期以降的中国市场对糖品质量要求亦不断增高，“营养”“时尚”“卫生”等多层消费诉求融合在一起，中国国民的糖品“精洁化”消费理念逐渐兴起。

       糖品消费是糖业史、食物史研究中一个趣味性较强的论题，国内外学界对此均有一些极具启发性的论述。在国内方面，李治寰编著的《中国食糖史稿》是一部从多个方面记述中国食糖历史的重要著作，该书辟出专章从糖食制成品角度分析了糕点、糖果的发展历史；③季羡林在《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一书中提出了“糖是文化载体”的论断，同时他也认为“中国糖史的总趋势是产量越来越多，价钱越来越低，药用越来越少，食用越来越增，到后来，糖列于盐、茶之后，成为第三大国税来源”。④周正庆在《中国糖业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研究——16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一书中，提出糖文化的三层面观点：糖的物质性、共性的民间习惯用糖行为、糖的精神文化理念，同时，他也认为饮食用糖领域的广阔，糖在点心类方面使用有所创新且日益精细化，民众在饮食中的用糖已经在理论上得到总结。⑤在国外方面，西敏司(Sidney W.Mintz)认为，根据西方，尤其是英国糖品消费的历史来看，糖品发展经历了一个“庶民化”的过程，⑥他的这一“庶民化”糖品消费发展趋向论为研究糖品消费情况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解释路径，不过其建立殖民地种植园经济基础上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局限性也较为明显；⑦穆素洁(Sucheta Mazumdar)在《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一书中论述了蔗糖对中国人民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和作用；⑧永积洋子、落合功、松浦章分析了江户时代中国糖品输入日本及其国内糖品消费发展情况，⑨另外，川北稔以较为通俗语言描述了糖品消费的世界历史。⑩

       不过，糖品消费问题研究一直是中国糖业史研究领域中较为薄弱的一环。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国糖品消费在清中期实现了“庶民化”，即糖品从仅供少数上层阶级消费的奢侈品变成为普罗大众消费得起的普通商品，这是中国糖品消费历史上的第一个转向，抑或转折点；近代以来，糖品消费的“精洁化”趋向成就了中国洋糖消费主张，这是其第二次转向，仔细推敲，无论是从时间上梳理，还是从内涵中窥视，两次转向差异明显、意旨迥异。如何认识近代中国洋糖消费的兴起及其在东亚地区引起了一系列的糖业“革命性”变动，(11)以及如何审视时下的有“毒性”糖品消费认知？则颇具创新价值及挑战意味。本文拟从消费史视角审视近代中国的洋糖消费问题，分析其兴起原因及其背后折射出的多种面相，希冀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糖品消费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批量洋糖涌入中国市场

       近代中国手工制糖业受技术水平滞后的限制，其糖品品质在多年间几无较大改良，以致于无法抵御质美价廉的机制洋糖冲击，是故，洋糖进口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它不仅抢占了之前属于中国糖品的全部国外市场份额，而且亦在中国国内市场上与之竞争，不断地蚕食其在国内市场上的份额。

       首先，总的来看，清末民初为中国由糖品出口大国变为糖品进口大国的转折时期，1895年前，中国仍有大量糖品出口记录，之后快速递减，因此，截取旧海关统计的1902年-1915年间洋糖输入数据，可以较为直观地管窥这一演变情况(见表1)。

      

       从表1看，其一，1902年-1905年、1908年-1915年12年间，洋糖的输入数量除1903年、1904年略低于400万担外，其他10年年均输入数量均高于400万担，最高的年份为1913年，总量达7120651担，价值36355288两；其二，输入的糖类有赤糖、白糖、车白糖及冰糖等四种，其中，车白糖的数量在1908年-1915年间均保持在200万担左右；其三，国糖出口数量在总体上呈递减趋势，最高为1902年的674594担，最低为1913年的109159担，与进口洋糖数量相比差距悬殊，且输出的糖品主要为粗加工产品——赤糖，一多一少、一精一粗，足见洋糖与国糖之间的差距。另外，“转运出洋”系经由中国转口的洋糖，数量相对较少，最高年份为1905年的2万多担，最低为1910年的5000多担，并不影响洋糖倾入中国市场的态势。(12)

       其次，具体而言，洋糖均由口岸城市输入中国市场，其中，重要港口为上海、天津、汉口等诸港。

       上海港，为中国各港贸易之总汇，中国沿海自福州以北各港及长江一带诸港输入出货物皆以上海港为中转地，其市面之兴衰直接影响到中国贸易之隆替，且其又与北部各港关系密切，北部各港的过半货物由其输出。(13)输入该港的糖品有赤糖、白糖、精糖及冰糖四种，1900年-1908年9年间输入糖品的数量为：1900年从外国输入603150担，从中国各港输入17470担，转口输出国外20105担，转口输出国内各港502643担，纯输入为97872担；1901年分别为1166459担、2312担、18335担、781349担及369087担；1902年分别为1619220担、2592担、11912担、1100260担及509640担；1903年分别为1293807担、1161担、13676担、840269担及441023担；1904年分别为1507267担、580担、4746担、1190236担及312865担；1905年分别为1665918担、4616担、13243担、1131384担及525907担；1906年分别为2218580担、8619担、96327担、1338257担及792615担；1907年分别为2097236担、4150担、1844担、1488682担及610860担；1908年分别为1417018担、6477担、2705担、1116753担及304037担。(14)总的来看，在1900年-1908年9年间，上海港输入洋糖数量在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年均从国外输入洋糖达1509850担。另外，其转口功能较为突出，如由其转口输出国内各港的洋糖数量年均达1054426担，占年输入洋糖总量的69.8％，其输出地为镇江、苏州、杭州、宁波、温州及长江一带。(15)在洋糖来源结构中，香港太古及怡和洋行输入数量最多，日本及吕宋发展最为迅猛。(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