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2-5332(2023)02-0029-11 近年来，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等连续出版数部有关鸦片战争的“学术专著”，为历史上曾经大肆向中国走私鸦片并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鸣冤叫屈，否定曾经发生过“鸦片战争”，声称所谓“鸦片战争”不过是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政治权谋”。如此荒诞不经的观点，居然不仅在西方得到不少人的吹捧，而且在中国也得到了一些人的赞赏。由此反映出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一、蓝诗玲等有关鸦片战争的主要错误观点 2004年，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出版了英国学者哈利·G.盖尔伯所著《鸦片、士兵与基督教福音派传教士：1840-1842年英国与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该书否认发生过鸦片战争，极力把英国说成是“中英冲突”的“受害方”(The Injured Party)，而英国被描绘成“帝国主义侵略者”则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帝国主义论在中国传播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果①。出版社为该书打出的广告中称：“对于伦敦政界来说，1840-1842年所发生的与中国的战争，并不是一场‘鸦片战争’，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麻烦。英国为反对衰败不堪、腐败透顶的中国令人无法忍受的优越感而战。”随后，盖尔伯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中国是受害者？鸦片战争其实不是鸦片战争》的“学术报告”，宣称英国向中国开战，一是中国威胁到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英国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二是中国拒绝“自由贸易”，而“自由贸易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自由贸易”，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鸦片，而是裁判权，最终是国家主权”。总之，“中国该打!”② 盖尔伯的谬论尚未得到驳斥，又有新的论著将其观点进一步系统化。2011年，英国学者蓝诗玲所著《鸦片战争：药品、梦想与现代中国的形成》③出版。2015年，该书中译本出版。虽然中译本对原著做了较大幅度的删节，但正文中依然充斥着对鸦片战争的无知和偏见。 首先，对于鸦片问题，蓝诗玲认为，鸦片在中国的历史可上溯至8世纪的唐朝，在后来的一千余年里，鸦片因其药用、娱乐价值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内生需求，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前甚至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人对鸦片危害的认识一直是模糊的，甚至认为鸦片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④；而鸦片被妖魔化、被赋予道德上的罪恶感，即蓝诗玲所谓的“毒品清教主义”(narcotic puritanism)，则是一种用来反西方的意识形态，是20世纪中国革命对鸦片的“构建”⑤。根据这一逻辑，蓝诗玲特别指出两点：第一，由于中国人对鸦片持暧昧态度，因此，英国人从事鸦片贸易“只是在提供一种服务，是在满足一种需求，而不是在创造一种需求”⑥；第二，鸦片贸易确实导致中国白银外流，但中国19世纪“银荒”只是“碰巧与世界白银供应的严重萎缩撞到一起”，其根源在全球性白银生产和流通受阻，与英国的鸦片输入没有本质关联⑦。 其次，对于鸦片战争，蓝诗玲的观点与之前盖尔伯等学者类似，认为鸦片战争本来只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不起眼的“花絮”，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承认中英之间是在进行“战争”，连道光帝本人和他的大臣们也只是称它为一场“边衅”而已⑧。而中英之间的这场冲突从“边衅”变为“战争”、从“花絮”变为中国近代“百年国耻”的开端，则是1920年代以后中国革命者以帝国主义论为指导对近代中国历史的“重构”。 接下来，蓝诗玲便以马克思、孙中山、毛泽东为线索，分析了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被“重构”的过程。第十八章一开始，蓝诗玲即试图塑造一个无家可归、鬻文为生的马克思形象。作者写道：“1850年代是卡尔·马克思过得很艰难的十年……他有3个孩子夭折，很可能是死于贫困的重负……为了维持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的外表(一个没啥用的秘书，海滨度假，为他即将参加社交活动的女儿们准备舞会礼服)，他不加节制地花费他为杂志写稿子的稿费收入和他的朋友恩格斯支援他的金钱。”⑨正是在这样穷困潦倒的情况下，马克思怀着对商业的偏见，匆忙写下了几篇关于鸦片战争的评论，宣泄对帕麦斯顿及其领导的英国政府的不满；但是，“到1860年，马克思已经不再关注中国，他这时的注意力集中在尚未完成的《资本论》第1卷上，此后他似乎从未再认真地关注过中国问题。”因此，蓝诗玲认为，马克思对中国问题其实不甚了了，然而这位“来自下莱茵地区的中产阶级分子匆忙提出的观点”却在一个世纪后成为了“中国民族主义立脚的神话”和重塑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权威。⑩ 随后，蓝诗玲将目光转向中国。她认为，与马克思不同，孙中山最初对西方并无偏见，相反，孙中山早年游历欧洲，对西方文明充满了敬意，且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直是靠美元、法郎、英镑和日元支撑”，此外，孙中山“不仅在知识和情感上欠西方的债，他的命也是西方救的”。蓝诗玲认为，孙中山后来转向反帝只是策略上的权宜之计：“1920年代初，如果中国鸦片战争的老对手英国像苏联许诺中国的那样提供了实质性支持的话，孙中山与列宁萌芽中的协议就很可能无果而终。1923年2月，苏联承诺向孙中山的革命政府提供200万元资金，而仅仅一个月以前，孙中山还在香港装饰考究的客厅里品茶，宣称‘吾人必须以英国为模范，以英国式之良政治传播于中国全国’”。但是到了1920年以后，尤其是1924年以后，“持续的财政和政治危机迫使孙中山去完成以苏联为后盾所主导的思想之旅，在他作的《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中，他开始把帝国主义当作中华民国的死敌。”(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