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通过各种渠道参与社会事务，参与意识、参与水平不断提高，各类志愿服务中皆可见青年的身影[1]。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青年总体参与水平仍较低，部分青年群体中出现“低欲望”苗头[2]，且“社会疏远感”和“政治冷漠感”日益凸显[3]，“佛系”“躺平文化”等现象越来越多[4-5]，这反映出当代部分青年与社会的疏离感在强化。为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青年的社会参与，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将引导和规范青年社会参与和国家发展紧密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青年发展的实际情况，于2017年4月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的社会参与列为10项发展领域之一。 青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青年参与社会治理，一方面有助于国家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是青年实现自身价值和时代使命的重要途径。流动青年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已高达3.76亿[6]，其中青壮年占主体。对流动青年而言，社会参与既是其权利，也是他们适应和融入流入地社会的重要方式，是衡量社会融入的核心内容[7]。流动使得流动青年远离家乡熟悉的关系网络，在流入地面临再社会化、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就业创业等诸多不确定问题。如何引导流动青年进行社会参与既关乎流入地社会的稳定，也关乎流动青年自身社会融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尽管国内已经有较多研究涉及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但既有研究大都就某一具体因素的作用及其机制进行分析，缺乏综合的分析框架以检验各类因素的影响效应并对各类因素的作用进行比较。基于此，本文以国家卫生健康委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 2017)为依据，对影响流动青年社会参与的因素进行探究，以期为提高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水平、促进流动青年的市民化提出建议。 二、文献梳理 社会参与是社会成员在制度与组织层面参与公共事务，并最终实现结构性社会融入的过程[8]。斯考切波在《美国民主的公民参与》中提出，针对公民的社会参与行为的解释包括三种理论模型：社会资本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9]。国内学者在斯考切波基础上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个体视角下的经济社会模式或理性选择理论、关系视角下的社会资本理论和结构视角下的制度模式[10]。考虑到中国的制度情境，单位组织、党团组织在引导青年参与中的组织动员作用，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增加了组织视角，下文将在文献述评基础上提出相关假设。 (一)结构视角：制度环境与青年参与 与斯考切波有关公民参与的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类似，结构视角强调制度在形塑社会参与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特定情境下考察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首先不能忽视的制度因素是户籍制度。既有研究指出，户籍制度将流动人口排斥在流入地的社会资源之外，使他们无法进入主流社会[11]，如基于上海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户籍制度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及就业中的歧视，容易将他们推向城市的边缘，形成“过客式”的就业、消费和生活方式[12]。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双重脱嵌”困境：既游离于制度性权力结构和福利保障体系之外(“制度脱嵌”)，也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离传统乡土中国(“传统脱嵌”)[13]。陈钊等指出，移民在公共参与方面的消极表现有一部分原因是现有户籍制度对他们参与行动的制约[14]。不过，户籍制度及其背后附带的福利制度的影响可能正在削弱。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居住证暂行条例》正式施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居住证制度[15]。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等权利，享有国家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学界较早关注到各项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农民工)社会融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制度、就业保障、住房制度等均显著影响外来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意愿和水平[16-17]。熊易寒对以外来人口为主体的上海某中产阶级小区进行调查发现，公共服务的“洼地效应”容易导致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程度较低[18]。祝仲坤等结合国家卫健委开展的CMDS2017专项调查数据表明，公共卫生服务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19]。卢雪澜等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发现，拥有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城市认同感具有正向影响[20]。朱诗慧以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标准检验了城市包容度对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重要促进作用[21]。以上的实证结果表明，公共卫生服务、医疗保险等社会支持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和参与至关重要。因此，居住证制度的实施以及流动人口福利保障制度的推广，为动员流动青年进行社会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即居住证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可以显著提高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水平。 (二)组织视角：组织动员与青年参与 动员的概念起源于美国社会与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22]，此后西方学者的研究从宏观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中的动员继续推进，形成了资源动员理论和行政动员理论。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组织可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化配置和动员，因而社会参与活动是高度组织化、制度化和政治化的行为。行政动员理论指出，居民的社会参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向下延伸，以及基层体制内的力量主动组织社会活动并动员辖区居民参与。由此可见，在社会参与方面，流动青年参与兴趣的下降应有一部分原因是政党组织动员的不足。立足中国国情，吴忠民指出“社会动员是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并且过程中有明确的目的性”[23]。此后，国内学者进一步充实社会动员理论，张华表明了党团组织的政治号召对青年的社会参与的重要影响[24]。刘建娥发现，政治身份等政治资本变量会对流动青年的城市政治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25]。董小苹认为，通过政府立法保障青年社会参与的权利，提升青年的社会政治效能感，培养和塑造其社会责任感，从而提升青年的社会参与热情[26]。广州青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过程中，党团引领是其重要行动特征之一[27]。体制内或拥有党员身份的流动青年进行社会参与，往往是单位组织动员和要求的结果，而且这些活动也多数通过单位组织将内部群体组织起来，从而导致其社会参与水平较高[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