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3.0118 现代化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鲜明主线，实现现代化并在现代化中实现自我价值则是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作为实践主体与先锋力量的中国青年，不断将自身发展融入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之中，以一往无前的接续奋斗成功形塑了后发独立型现代化的光辉典范。而在180余年的现代化求索征程中，中国青年的发展图式经历了一次“根本转变”和四次一脉相承的“主题跃迁”，青年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从理念表达日益转化为现实存在。 一、历史因由：中国青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同向互塑、良性互促 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青年，其发展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之中，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开启和趋优完善，同时青年发展作为人的现代化的具象表现，不断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成效。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青年发展进步的实践场域，其历史演进也深刻影响着青年的发展空间、奋进目标与实践路向。二者形成了同向互塑、良性互促的发展图式。 1.1840-1921年：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青年从精神被动到精神主动 1840年，隆隆炮火破灭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西方之间横亘着巨大的发展鸿沟，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主张，由地主阶级主导的洋务运动以及由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导的维新运动轰轰烈烈地铺陈开来。但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对社会变革有限的容纳能力，决定了早期的现代化探索只能局限在军事工业等器物发展方面，始终无法破解深重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阻力与思想性壁垒的钳制。辛亥革命加速了中国的社会变革，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了较快发展，共和思想渐入人心。但辛亥革命实现的有限制度性转化未能使中国走上快速繁荣的现代化之路，这一时期的发展本质上是依附性增长，帝国主义势力的操纵与渗透、封建反动势力的绞杀、坚强领导力量的缺失、社会动员的不足等问题依然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国青年并非现代化探索的先锋力量，统治阶级的性质与取向才是决定现代化探索方向的根本因素，由此以物质现代化为核心的“单向度现代化”构成了这一时期现代化的主旋律。 伴随着早期现代化在中国的漫长探索，青年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逐渐形成，并在五四运动中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1]。由于科举制度的限制与工商业有限的雇工规模，现代意义上的“青年”在数量上一直较为稀少，小农经济的封闭性与分散性特点使得青年农民又大多处于懵懂离散的状态。直到甲午战争后，外资在华投资设厂数量骤增，青年工人的数量大幅增加。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后，传统的社会结构再次出现断裂，新式学堂的大量开办使青年学生的数量从25万人猛涨至辛亥革命时的300万人[2]。但从思想层面来看，传统的封建思想与御夷图强、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理念，以及功利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等思潮的相互纠缠，使不少中国青年虽产生了拯世济民的热忱，但大多处在混乱的思想境遇中，并未真正从“自在”觉醒至“自为”。青年群体又缺乏先进力量领导，难以实现“组织化”的发展。 中国青年群体的根本转变究竟启于何处？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中给予了明确回答：“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3]。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4]。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历史性地推进到了思想层面，也推动了中国青年这一新兴社会群体的迅速崛起与整合。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给中国的先进青年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现代化的崭新思路。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中国青年的先进分子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现代化的道路分野就此展开，实现了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飞跃。中国青年也从精神被动转入精神主动，从离散的个体整合为组织化的群体，实现了青年发展图式的“根本转变”，继而为日后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先锋力量埋下伏笔，中国共产党也相应地成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5]。 2.1921-1949年：根本社会条件的创造与中国青年的斗争牺牲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历史性地改变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中国青年的成长路向，二者伴随历史发展正式步入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主要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论域来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从1921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经历了一系列艰难考验，最终成功击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无数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不怕牺牲、团结协作、抛洒热血，踊跃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条战线上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另一方面，进步青年在党的感召下，抱着“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信念团结在党的旗帜下，进一步充实和扩展了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力量，为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强支撑。不仅如此，进步青年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无数处于国民党影响下的青年选择“弃暗投明”，使新民主主义的主张逐渐成为中国青年的前进共识，为最终瓦解与击溃反动势力奠定了思想前提。 从青年发展的论域来看，根本社会条件的创造为中国青年实现思想解放、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提供了支撑。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6]。首先，马克思主义补足了青年群体中存在的理论空场，日益成为广大青年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与此同时，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也逐渐荡涤了封建旧文化的毒害，青年群体的思想由此得以实现正向重塑。其次，党领导青年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从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开始，青年农民逐渐摆脱了封建及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的束缚，实现了经济上的解放。最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击垮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长期受困于国民党洗脑、操纵与压迫的青年获得了政治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也逐渐成为中国青年追随、靠拢的领导核心，听党话、跟党走成为中国青年发展进步的基本遵循与思想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