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教宗教传承的现代性危机及其解决办法

作 者:
李林 

作者简介:
李林,男,河北邯郸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伊斯兰教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伊斯兰教、宗教学理论研究(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青海民族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著名的宗教传承危机发生在明嘉靖年间,这次危机表现为:以经学世家为代表的、旧的宗教传承方式与运作方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导致中国伊斯兰教陷入了“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传承危机,因此称为“中国伊斯兰教传承的传统型危机”。当前,中国伊斯兰教的健康传承面临又一次危机。现代社会的分工与分化是造成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故称之为“中国伊斯兰教传承的现代性危机”。解决现代性分化造成的危机,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弥合国民教育与宗教教育的对立与分化。“分化与克服分化”,为解读20世纪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提供了新视角。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穆斯林发起的各种新式教育运动,到20世纪下半叶出现体系化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教育,再到21世纪以来在个别高校尝试宗教研究生培养模式等等,都可视为弥合国民教育与宗教教育的种种尝试与努力,但上述各种方案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是因为,国民教育与宗教教育的“良好弥合”,需要现代社会发展到相当程度,通过多元融通与分化延迟才能最终解决。当国民教育与宗教教育从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相互分化、分流,开始走向良性对接,国民教育与宗教教育的割裂才能走向弥合,从根本上解决伴随现代性而来的宗教传承危机。这意味着,在剧烈变化的现代社会,无论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经堂教育还是现代时期以后出现的经学院教育,都需要通过勇于变革来适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


期刊代号:B9
分类名称:宗教
复印期号:202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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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23)02-0014-10

       一、本文的问题意识与思路——中国伊斯兰教的两次传承危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的全国宗教会议上强调“要培养一支精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熟悉宗教工作、善于做信教群众工作的党政干部队伍,让他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宗教知识,不断提升导的能力。要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要培养一支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

       在这三支队伍中,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是宗教中国化的主体力量,肩负着实现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重要使命,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对外文化交流、传承和发扬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优良传统、坚持全面从严治教、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抵御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宗教渗透等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因此,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落实总书记关于加强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充分认识到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与党政干部队伍、宗教学研究队伍一样都是党和政府处理好宗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可信赖和依靠的重要力量。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伊斯兰教界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当前伊斯兰教界的人才培养主要存在哪些突出问题以及有哪些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目前,我国伊斯兰教正面临一场宗教健康传承的危机,突出表现为人才匮乏、后继乏人。其表现形式与明中叶中国伊斯兰教一度面临的“经文匮乏、学人寥落”危机相类似,但造成的原因却截然不同。因此,必须辨明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案。

       中国伊斯兰教的第一次宗教传承危机发生在明嘉靖年间,可称之为“中国伊斯兰教传承的传统型危机”,造成这次危机的原因与宗教传承方式有关。当时以经学世家为主的宗教传承方式囿于家族之内,无法实现宗教人才培养的规模化与公共化,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满足宗教传承的需要,以至出现了“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传承危机。明嘉靖年间,陕西人胡登洲及其弟子们开创“经堂教育体系”。经堂教育体系逐步发展成为明清以来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主要“操作系统”,不仅改变了中国伊斯兰教宗教人才的培养方式,将宗教教育的空间中心从家庭转移到清真寺,实现了宗教教育的规模化和公共化;而且改造了中国伊斯兰教的运作模式——事项上以经学传承为中心即“以学统教”,空间上以清真寺为中心即“以寺领教”。历经数百年的“稳慢改革”,累积形成今天我们所见到完整而独立的中国伊斯兰教传统。

       当前中国伊斯兰教面对的健康传承危机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又一次”危机,因现代社会的分工与分化是造成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可称之为“中国伊斯兰教传承的现代性危机”。这次宗教传承的危机程度,在近期调研与访谈所得的数据和舆情中都有所反映。例如,在全国性代表城市Y市,目前共有伊斯兰教宗教场所(清真寺)71座,本地伊斯兰教信教人口26万左右,教职人员150余位。该市的教职人员总体素质较高,平均年龄45岁,大多数具有经学院本科学历,部分已取得研究生学历。从来源地看,大多数都是从经学院毕业或从其他省区聘任,部分拥有本地户籍,但仅有极少数属于本市土生土长。近年来,本地人士思想观念变化较大,认为教职人员群体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不高,青年人普遍不愿学经当阿訇。该地区伊斯兰教素有以“率由旧章”为突出特点的经学传承、管理模式和礼俗传统,历史上多次有效地避免了各种外来思潮与派别带来的冲击与矛盾。然而,本地本坊难出阿訇,优良传统的延续随之遭遇危机。2022年,笔者带领调研团队在Y市进行了一项调研,调研对象包括信教群众、宗教界人士以及干部、专家等。在问到“当前本地伊斯兰教事务在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时,76.3%的受访者认为是人才培养,65%的受访者认为宗教传承危机是影响当前我国伊斯兰教健康传承的主要因素。可见,该市宗教传承与人才培养的问题已在宗教界、信教群众以及从事相关研究与管理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党政干部中引起普遍关注。

       Y市的情况并非个案,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宗教人才的断档现象都比较突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宗教意识淡化、宗教人士经济收入偏低、新旧教育模式更替等。根据2018年4月发布的《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白皮书》,目前我国有伊斯兰教清真寺3.5万余处,伊斯兰教教职人员5.7万余人。如果将全国伊斯兰教教职人员按年龄分为30-40岁、40-50岁、50-60岁、60-70岁等四档,按照每10年退休25%的比例估算,每十年大约需要培养伊斯兰教教职人员1.425万人。但目前,我国伊斯兰教人才培养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一方面传统的经堂教育逐渐式微,另一方面全国十所经学院全部招生规模总计不足千人,短期内无法填补因经堂教育减少而留下的空缺。同时,还要考虑到我国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平均年龄偏大,多集中在五六十岁等因素。未来十到二十年将是我国伊斯兰教宗教人士队伍集中更替的时期,人才断档问题将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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