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3)10-0001-08 创建具有中国气派和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已是时代的当务之急。作为一门古老而青春的学问，中国伦理学有着悠久丰厚的文化传统和话语资源，曾经支撑起“道德中国”的伦理大厦，建构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在全球一体化和世界哲学的视域中，中国伦理学如何“再出场”，不仅是一个学科学术命题，更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灵魂之问。这是一个关涉中国伦理学转型与创新的全局性问题，既要凸显长时段的历史意识，又需要在中西伦理学的互参互鉴下展开，逻辑地关联着对以下问题的追问：什么是“中国伦理学”？如何再写中国伦理学？这就需要对中国伦理学的现代转型做出新的理解和定位，厘清核心问题意识，在同情地理解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重建。建构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伦理话语体系，则需要在世界性百家争鸣的舞台上，从理论建构和方法论反省等层面做出系统检视与反思。 一、走向世界的中国伦理学 虽然中国具有悠长道德文明与伦理智慧传统，但像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都曾否认存在“中国哲学”这一理论形态。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哲学家，则一直试图从世界哲学的视野中思考中国哲学伦理学的现代转型。对此，可以从两位冯先生开始讲起。 第一位是冯友兰先生。他的一生创作了《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一系列具有标杆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冯友兰认为，走向世界的中国哲学，担负着“阐旧邦以辅新命”的重任。“第一阶段的精神领袖们基本上只有兴趣以旧释新，而我们现在则也有兴趣以新释旧；第二阶段的精神领袖们只有兴趣指出东西方的不同，而我们现在则有兴趣看出东方西方之间所同。”①冯友兰自觉考察古今之变和东西之别，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比较视域内，开启现代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前景。 第二位则是冯契先生。早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一书“小结”中，冯契就已提出，“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②。“中西文化、中西哲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汇合”③，而“如何使中国哲学能发扬其传统的民族特色，并会通中外而使之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无愧于先哲的贡献，这是当代海内外许多中国学者在共同考虑的重大问题”④。此外，冯先生在晚年还提出了另一个猜想“下一代人将是富于批判精神的”，他对未来的走向曾做过这样的预判：“到世纪之交，时代意识的特点将是什么呢？大概还不能期望很高，能够像王充那样‘疾虚妄’，从多方面来作深入的自我批判，那就很好了，那就说明我们的民族是很有希望的。”⑤在冯契看来，只有经过系统的反思的时代，才可能是“真正达到‘会通以求超胜’的时代”⑥。 冯契晚年的这两个猜想，如今在中国大地上正在成为现实。当代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迈克尔·斯洛特在《重启世界哲学的宣言：中国哲学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学术影响力，可能会有效地帮助我们成功地开启世界哲学的新方向。⑦自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至今已经四百多年，中西会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走出古今中西之争的藩篱，重建一个当代中国自主的伦理学。 二、何谓中国伦理学 中国古代哲学中并没有“伦理学”这个词，伦理学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国，应该追溯到严复以《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为名翻译的赫胥黎著作。此后，中国思想界开始有意识地传译西方伦理学经典，以新知附益旧学，努力尝试建立中国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即用现代伦理学的理论范式对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进行新的解读与诠释。 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学取得学科的身份认同，最早是以传统的修身教育为主。清末的新式学堂中已经开设了专门的伦理学课程，内容主要以教导“力行”“修身”为主。1910年以后，伦理学开始以学理研究和知识建构为主旨，并逐渐形成一些共识。1906年，刘师培编著的《伦理学教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体系化的伦理教科书，其中就明确指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哲学、政治学、教育学混在一起，学科的范围和特征并不明确，而且存在重实践而轻理论的问题。⑧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更明确地区分了“修身书”和“伦理学”的关系，认为修身书主要是教人道德规范，而伦理学则以研究学理为鹄的，“盖伦理学者，知识之径涂；而修身书者，则行为之标准也”，并指出“持修身书之见解以治伦理学，常足为学识进步之障碍”。⑨蔡元培强调伦理学学科应该关注学理，以建构知识为面向的主张，得到了近代伦理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同。关于伦理学的界说，江恒源折中群言，阐幽抉微地指出，“伦理学，是论究道德行为的根本原理，辨明道德判断的最高标准，定出至善之鹄，以期达到最圆满的做人目的”⑩。谢幼伟的《伦理学大纲》(1941)、汪少伦的《伦理学体系》(1944)、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1945)等都对伦理学的性质、目的、研究对象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由此初步确立起伦理学的学科框架。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是现代学术意义上中国伦理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原生态的伦理思想和伦理文明，如何从逻各斯意义上“学”的层面获得真理性建构？为此蔡元培特别区分了伦理学与伦理学史，他认为，“伦理学以伦理之科条为纲，伦理学史以伦理学家之派别为叙”(11)，并且伦理学是主观的，而伦理学史则是客观的。20世纪前半叶的伦理学家借用西方的伦理学理论与学科体系，尝试对中国古典伦理思想做出系统的梳理，可以说初步清理了传统伦理学的历史遗产，也为现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构筑了最初的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