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23)05-0053-08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23.05.006 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对时代所出现的问题的深沉反映，而现代社会最重大的问题莫过于现代化。虽然其历史进程在不同的民族、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以及取得的进展不尽相同，但从传统自然经济社会或封建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都是现代化的一个核心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和中国哲学家高清海的类哲学理论都是对现代化问题的一种理论反映，他们思想之间的比较应该既能凸显现代化问题的复杂性，也能从中探索出一个可能的共同出路以应对日益突出的全球风险问题。 一、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 基于现代化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最新历史发展，即生产和分配的逻辑，组织和工作中的技术理性化，个人的生活方式、标准生涯、爱的模式以及社会的基本特征等各方面的持续变化，贝克著作的主旨在于揭示和说明现代性内部的连续性与断裂。他的基本结论是：正如19世纪的现代化消解了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一种新的现代社会即风险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现代化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自反性现代化的出现。 贝克从两个角度来发展其自反性现代化的主导观念。首先而且也最重要的是，生产和分配逻辑的转变。他的基本看法是，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占据主导地位，其逻辑统治和支配着风险的生产和分配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发生了颠倒。古典工业社会与其所取代的传统封建社会都是短缺社会，为饥饿和贫困问题所困扰，其社会发展的动力可以概括为“我饿”，而因为需要和贫困无须自我确证，它就现实地存在着，因而其社会发展似乎具有自然的合理性：“依据权力关系和重要性标准，财富生产的逻辑总是取得胜利。”[1]50然而，物极必反，恰恰出于这个原因，风险社会才是那个最终的胜利者：人们不断追求的“进步”总是带有其副作用和消极影响，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技术理性化所释放的生产力不再清白无辜，从其不断“进步”的力量中增加的财富正在日益被风险的阴影所笼罩。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实际上是正在追求一种不可取的丰裕状态的工业现代化的附带产物：“我说风险，首先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1]20而自此开始，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和风险的生产与分配就将重叠在一起，共同形塑工业社会的社会问题与冲突——“在联邦德国，我们最迟在70年代早期已经在面对这种转变的开始”[1]17，而在其他不那么发达和富裕的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或早或晚”也将会面对这一问题：“我们还没有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中，但我们也不是仅仅生活在短缺社会的分配冲突中。只要这一转变发生，就会出现一种实质的社会变迁，它将使我们远离原先的思考和行动模式。”[1]17 风险从来都有，但作为现代工业社会附加产物的风险具有其独特性。正是出于这些独特性的考虑，贝克才用这一概念来表达现代性的这一最新发展动向。这些独特性主要包括：现代社会的风险不是个人的风险，而是社会性甚至全球性的风险，它威胁的不是个人的生命，而是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它超越了民族国家边界，也超越了社会的阶层划分。“它不再承认富裕与贫穷、黑人与白人、南方与北方或东方与西方的区别。”[1]40不过，虽说风险会打击所有的人，但不平等性依然是其典型特征，特别是对风险的分配和承担而言。“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1]36因此，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在风险分配的中转场里，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的偏远角落里的车站最受欢迎，“而且你不得不做一个天真的傻瓜，继续假定当值的扳道工并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1]45。风险还是不明确的和无法预料的，是系统的、不可见且不可逆的伤害，一句话，它是灾难性的：“风险社会不是一个革命性的社会，而是灾难性的社会。”[1]95风险是自反性的：“坦率地讲，你可以说：在阶级和阶层地位上，存在决定意识，但在风险地位上，意识决定存在。”[1]21这是因为风险的存在与其被感知实际上是一回事。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借助科学认知等手段消除风险，对个人而言，风险一直保持着其命运性的品格：“对于它，个人的决策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1]45“至少对于消费者来说，风险的不可见性几乎不可能使他们做出任何决定。”[1]44人们不可能像对待财富一样对待风险，前者在诱惑着人的同时人却可以抛弃它，后者在毒害或者威慑着人的时候人却无法摆脱它，它像不可逃避的事物一样追逐着现代工业社会的人们。 一种非阶级化的和全球性的社会风险仅仅是贝克所谓“风险社会”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涉及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亦即正在现代化成功地突飞猛进之时，那些被铭刻在工业社会建筑物——比如阶级、核心家庭和专业工作的模式，以及对科学、进步和民主的理解——上的一切基础都开始在现代性的自反性中遭到瓦解或粉碎。 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确实还存在着收入不平等的现象，雇佣劳动的基本状况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不可否认的是，与社会阶级相关的一些纽带也确实退入了背景，基于身份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方式的典型阶级文化正在丧失其重要性，其整体趋势是生存的个体化，它要求的是个体根据自己物质生存的目的而将自己作为职业和生涯规划的核心。与资产阶级中的个体化主要来自所有权和财富的积累不同，晚期现代性中的个体化“是劳动市场的产物，并且在不同工作技能的获得、提供和使用中表现出来”[1]114。贝克通过劳动市场的三个维度，即教育、流动和竞争清晰地阐明了这一过程，并指出这一过程的结果将是个人的生活在所有方面都将依赖于市场，在个体陷入无意义的泥潭的同时被抬举至整个生活世界塑造者的地位。个体地位的这一提升模糊了社会的阶级划分，社会作为个体性雇员社会使得资本主义变成了“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1]107，原来可以归因的阶级生涯逐渐地转变为依赖于行动者自身决定和个人规划的反思性生涯。而且，这种变化还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爱和家庭模式的变化。现代化无论在意识中和现实中都促进了男女平等，但二者并不完全协调，意识总是跑在现实条件的前面，由此而来的结果是：男女平等的实际增加总是在意识中带来更加明确的不平等的持续和加剧，在这一新意识和老状况的混合中，单身的生活方式日渐流行，甚至成为“充分发展的劳动市场社会的原型”[1]151：“最终的市场社会是一个没有孩子的社会——除非孩子是和可流动的、单身的父亲或母亲一起长大的。”[1]142随之而来的是稳定的“核心家庭”转变为临时性的“协商家庭”，家庭中的夫妻双方由一定意义上的供养模式转变为双薪模式，整个生活方式显现为依赖全球化标准化的媒体网络的制度化标准化与依赖个人自由选择的多样化个体化的混合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