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技领域是否存在“举国体制”

作者简介:
李慧敏,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190),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9),研究方向为日本科技政策、科技法、反垄断法,lihuimin@casisd.cn;穆荣平,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 100190),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9);郝跃(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主任,yhao@xidian.edu.cn(西安 710126)。

原文出处:
中国科学院院刊

内容提要:

日本政府在科技领域采用的“有机开发体制”“整合推进体制”和“产学官合作”机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对于这种模式是否属于“举国体制”,学界存在不同认识。不同学者对“举国体制”内涵和特征的解读存在差异,对日本政府实施的攻关做法是否属于“举国体制”存在争议。文章梳理归纳科技领域“举国体制”内涵特征,选取日本半导体技术攻关为案例,从实证角度论证其做法体现了“举国体制”特征。文章还对日本半导体技术攻关“举国体制”的产业化目标导向、“大企业本位研发体制”、国立科研机构在应用研究和协调管理上的“双重职能”,以及日本政府在技术资助领域和项目遴选标准上的做法和经验进行总结。最后对“举国体制”的局限性进行了探讨,提出应全面、客观看待日本“举国体制”模式的成功要因,避免夸大该模式对技术研发所发挥的作用,以此加深国内对日本技术攻关模式的研究与认识,以期能够为我国推进和完善科技领域“举国体制”提供一些参考。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23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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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围绕何为“新型举国体制”,国内学术界开展了广泛探讨,并对国外科技领域“举国体制”模式进行了考察。有学者将科技领域“举国体制”模式总结为苏联“动员式”模式、美国“大科学工程”项目模式和日本“产学官”合作模式3类,并认为日本“产学官”合作模式是中国构建科技领域“举国体制”的策略选择[1]。学界常列举日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研究开发项目”“第五代计算机研发项目”作为日本“产学官”合作模式的典型案例[2]。

       不同学者对“举国体制”内涵和特征的解读存在差异,对日本技术攻关做法是否属于“举国体制”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举国体制”本质是一种任务攻关体制,无关社会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无关计划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只与完成重大任务的实际需要有关[3]。本文从科技领域“举国体制”内涵特征出发,选取日本半导体技术攻关作为案例,从实证角度考察其做法是否体现“举国体制”特征,以此论证日本科技领域是否存在“举国体制”,并对其特点和相关经验进行总结,从而加深国内对日本技术攻关模式的研究与认识,以期能够为我国完善科技领域“举国体制”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1 “举国体制”的基本特征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普遍认为,科技领域“举国体制”是指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完成特定科技攻关任务,而采用的一种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本文选取学界讨论集中的4个视角来提炼“举国体制”的特征:任务目标—参与主体—实施机制—资源保障。

       1.1 任务目标具有战略性、紧迫性

       科技领域“举国体制”体现国家战略目标。“举国体制”是国家为实现特定战略性目标或任务,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相关资源和力量,推动并实现这一特定目标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对于“特定战略性目标或任务”,学界常用“国家目标”[2]“国家科技战略目标”[4]“国家利益”[5]“国家意志”[6]等来表述。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战略性目标和任务也随之改变,但该战略目标一定具有明确性和紧迫性。通过“举国体制”的设计,在短时间内完成目标任务,以求在一定领域快速实现国家意志。这种紧迫性在科技领域尤其表现为关键战略领域的后发赶超,如“两弹一星”、研发高精尖技术[5]、关系未来战略制高点的前沿技术、“卡脖子”的产业共性技术、重大装备等产业短板、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领域[7]。

       1.2 参与主体具有多元性、规模性

       科技领域“举国体制”参与主体属性多元且具有一定规模。为实现某种具有集体价值的目标,“举国体制”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等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的参与格局[8],其根本特点是把国内社会分工不同、性质不同的行动主体动员起来,以完成任何某一类行动主体都不可能单独完成的任务[5]。这种广泛参与性体现在2个方面:①参与主体类型的多元性。表现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个人等主体共同参与,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各方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社会分工不同、性质不同的主体动员起来。②参与主体的数量具有规模性。采用“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实现特定战略目标对资源的需求量较大,巨量级的资源调拨需要动员和调配大规模的力量,以弥补一般常规做法在资源“条块分割”、资源碎片化或动员有限性的困境。

       1.3 实施机制具有组织性、系统性

       “举国体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建立具有高度组织性、协调性的分工和协同体制。这种组织协调性主要体现在2个层面:①纵向的统筹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优势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核心优势,这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举国体制”强调“科学统筹”,即,党进行统一筹划安排,对资源进行调配和整合,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充分体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重要作用[9]。②横向的分工机制。政府发挥战略性指导作用,依靠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开展举国范围的分工协作以达成最终目标。同时,要动态看待政府与其他主体,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传统举国体制与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差异之一[10-12]。

       1.4 资源投入具有集中性、多样性

       “举国体制”在资源投入上具有“举国”特征。“举国体制”就是要解决各类资源分散的局限性,凝聚多方资源力量,为实现特定目标和专门事务提供超量的经费和其他资源[13]。国家重大项目通常是构建“举国体制”的重要抓手,以国家重大项目为平台,动员和调配全国范围内的多种和大规模优势资源,调动和发挥各方面创新力量,形成开放合作、协同攻关的格局[14]。需要注意的是,投入资源多少不单纯是投入财政或资金的数量规模,资源投入侧重多样性,包括人力和人才资源,基础理论、技术工艺等知识资源,以及科研仪器、大型设备、科研数据、技术情报等多元资源要素。

       综上所述,基于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本文认为科技领域“举国体制”是指:基于最高层对科技发展作出的战略决策,在国家最高意志指导下,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调互补,运用科学的组织管理方式和分工机制,依托国家重大项目,动员调配多元创新要素投入的一种科技任务攻关模式。科技领域“举国体制”具有任务目标层面的战略性、紧迫性;参与主体层面的多元性、规模性;实施机制层面的组织性、系统性,以及资源保障层面的集中性和多样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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