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依赖于知识的传播，因为创新者往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Schumpeter，1950；Aghion等，2015)。知识传播不仅有助于推动累积式创新，而且能够避免重复投资所导致的研发资源浪费，从而加速科技创新的进程(Belenzon，2012)。 Audretsch和Belitski(2020)发现，从外界获取的知识甚至比内部研发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仅局限于激励创新主体的内部研发，更应重视研发活动的强外部性及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知识是创新活动中的关键要素投入，推动各地技术交易市场的互联互通，鼓励不同区域间科技信息交流互动，能够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与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坚强支撑。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行政区分割问题，有关技术要素跨地区流动的研究仍不充分。已有研究指出，地理距离是影响知识传播的重要因素(Jaffe等，1993；Singh和Marx，2013)。Jaffe等(1993)首次采用专利引用数据来测度知识传播路径，发现专利被引用的概率随着地理范围的扩大而逐渐降低。Singh和Marx(201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行政边界和地理距离对知识溢出的不同影响，发现行政边界的影响比地理距离更大，该研究同样利用美国专利数据分析发现，州和国家边界均对专利知识传播有负向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州的边界效应逐渐减弱，国家的边界效应却显著增强。然而，关于行政边界阻碍知识传播的机制，已有研究却没有给出充分证据。Landes(1998)指出知识传播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或个体发明人，还有赖于一种鼓励技术充分传播、运用与推广的特定制度环境，但该研究没有回答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更有利于知识传播? 中国的“行政区经济”所形成的天然制度差异是否会对知识的跨区域流动产生影响?大量研究发现，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不同省区间的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问题(Young，2000；陆铭和陈钊，2009；周黎安，2007)。地方政府通过提高省际贸易壁垒、设置“政策洼地”以及采取价格管制等方式“人为”制造了地区间的制度差异，从而限制了商品、劳动与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削弱了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李艳和杨汝岱，2018；王许亮，2020；唐为，2021；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倪婷婷和王跃堂，2022)。知识与劳动力、资本或土地等生产要素有所不同，一方面，“准公共品”特征使地方政府难以将本地知识的正外部性完全内部化，地方保护主义对知识传播的影响可能更为间接与隐蔽；另一方面，知识的无形性特征使其传播轨迹难以捕捉量化，这就为研究地方保护如何影响知识传播带来了机制探索与实证检验上的“双重困难”。 本文搜集整理了2002～2015年近750万条中国专利引用微观数据来直接刻画地区间知识扩散情况，将其与地市级、省级数据相匹配，构造“城市对—年份”层级的面板数据，并利用裁判文书信息构造知识产权司法地方保护程度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从全国平均情况看，省际行政边界使专利知识跨区域传播的概率下降约2.4％，知识传播的数量下降约4.4％。究其影响机制发现：知识产权司法地方保护显著抑制了专利知识的跨区域流动。可能的原因在于，知识产权司法地方保护削弱了外地企业在与本地企业的研发合作以及在本地设立分支机构过程中的知识传播意愿；地方国企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地方政府“代理人”的角色，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当下，地方政府有更加强烈的动机将地方国企创新的正外部性内部化。相较之下，本地央企的知识传播则不存在显著的行政分割特征。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技术产值占比越大的地区，行政边界对其知识流出的抑制作用越大。上述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样本以及排除省统管改革政策影响后仍然稳健成立。在进一步的拓展分析中我们发现，由行政边界造成的知识流通障碍将使本地创新水平下降约15.8％，但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知识的跨区域流动。 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首先，从制度层面剖析知识跨区域流动受阻的原因，打开知识传播扩散的“黑箱”。已有文献虽然对语言、文化、政治和经济差异等制度性因素作出了一些解释，但大多研究主要将知识溢出作为中间机制来分析制度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鲜有研究直接考察制度差异如何影响区域间知识传播。在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促进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战略背景下，厘清知识传播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及其影响机制尤为关键。其次，为分权与地方保护导致要素资源扭曲与市场分割提供了新的证据。既有研究发现，地方保护会造成市场分割，从而制约劳动、资本与土地要素的流通，尚没有研究考察地方保护如何影响知识和技术要素在地区间的流通与配置及其背后的微观机制如何?本文从企业研发合作和异地投资两条途径，厘清了知识产权司法地方保护影响跨地区知识传播的机制路径。最后，知识的公共物品特性使其传播过程难以捕捉，国际上主流文献大多采用专利引用数据来度量知识流动的方向及数量，并得到了广泛认可。而目前国内研究大多采用商品贸易、劳动力流动以及跨区域投资(比如FDI)等指标来间接衡量知识和技术的流动。本文借鉴Jaffe等(1993)和Singh和Marx(2013)等人的做法，利用中国专利引用数据来直接衡量地区间知识传播，并将专利引用数据与Openlaw裁判文书网、《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泰安(CSMAR)等大量微观数据库进行匹配，构造“城市对—年份”层面的面板数据以及多个创新性指标，为国内知识溢出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