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探究近代历史上的国家兴衰，还是寻求后发国家技术追赶与超越的机会，国家创新体系都是指导性概念框架。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要获得和保持国家竞争优势，都必须不断反思和优化其国家创新体系。由于各国在经济体制、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其国家创新体系也会存在不同的结构特征和效能差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定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也必然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也是中国国家创新体系不断重塑和优化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1992-2006年这个时间段见证了国家创新体系“质的飞跃”，显得尤为重要。 从现有文献看，不少学者已经对建国以来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历史演变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变革历程，总结重大科技成就和成功经验；[1]，[2](2)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变革历程，从理论上阐释宏观创新治理的基本框架；[3]-[5](3)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阶段性特征，剖析不同发展阶段制度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6]，[7](4)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历史性变化；[8](5)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路径以及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9]，[10](6)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民融合的历史进程，总结有中国特色的军民科技融合创新模式。[11]总体上看，现有研究重在纵论建国以来70年或者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变革历程和科技发展历程，但是专论和深究1992-2006年间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结构性变化的论著尚未看到。正是在这15年里，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我国后续科技、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现有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历程以及国家创新体系历史演变的研究，大多将解决科技—经济脱节问题以达成科技—经济的一体化作为叙事主线，重点关注企业、大学和研发机构之间的结构关系，较少关注科研—教育的脱节问题、军—民脱节问题以及市场结构、央地关系、军民关系等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性。因而，本文选择1992-2006年这一时间段，尝试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探究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结构性变革，全面揭示从“脱节”走向“融合”的内在理路并从中引出若于经验教训。 一、基本叙事框架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弗里曼(C.Freeman)率先使用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并以日本为例分析了国家创新体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12]在他看来，国家创新体系是由特定国家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中那些创造、运用、改进和扩散各种新技术的众多机构所构成的网络。在弗里曼的影响下，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纳尔逊(R.R.Nelson)组织多国学者开展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13]将企业、大学与技术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置于国家创新体系分析的核心；而瑞典学者伦德瓦尔(B.A.Lundvall)则就国家创新系统中供应商—用户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经验研究。[14]此后，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和政策对象，国家创新体系得到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人们普遍认识到，创新离不开各类行动者的相互作用；国家创新体系包括政府、大学、独立研发机构和企业等关键行动者，也包括规制这些行动者及其相互关系的各种规则；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影响着企业以及整个国家的创新成效。[15]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学者高度关注国家创新体系相关研究，我国政府部门也逐步将国家创新体系的优化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当然不可能存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普适模式。尽管如此，相关研究表明，高效率的国家创新体系通常都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同时在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中发挥关键作用；产学研之间存在高效率的知识流动；存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军民之间存在密切互动；政府能够有效建立并实施规则。[16]因此，迈向高效率的国家创新体系就成为了我国各项改革的旨归。
图1 国家创新体系结构性变革的叙事框架 为了清晰描述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变革的历史进程，本文构建了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结构性变革的叙事框架(图1)，包括观念变革、制度变革、结构变革和反馈效应等四个要素。这个框架的建立基于三个基本思想：(1)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导源于制度变革，而制度变革又与观念变革密切相关；(2)刻画国家创新体系结构性变革的关键指标是企业的主体地位、产学研之间的关系、市场结构、央地关系、军民关系等；(3)国家创新体系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创新后果，会反过来影响观念变革、制度变革和结构性调整进程。后文将据此框架，阐述1992-2006年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历程。 二、推动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结构性变化的观念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三大脱节问题——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科技与教育的脱节、军民科技发展的脱节——已经暴露无遗。它们是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以及军工部门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驱动因素。尽管在通常的历史叙事中，人们只是将科技与经济的脱节问题摆在中心位置，但是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视角看，另外两个脱节问题同样值得高度重视。从实际历史进程看，正是在上述“脱节”问题的推动下，我国逐步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国防军工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以及教育体制改革。而所有这些体制改革，又离不开两大观念变革：其一，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使人们重新发现市场的重要性；其二，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引介和持续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我国创新问题的认识，从而使创新问题逐步成为了我国科技政策制定者的核心关切。之所以强调观念变革，根本原因在于，只有当人们将“脱节”现象解释为体制问题，才有可能开启体制改革的进程。否则，“脱节”现象就只能被解释为“执行”问题从而引导人们在既定体制内进行小改小革式的局部调整，也就不可能带来根本性的体制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