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推动经济起飞，中国迅速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发展中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由于更多地借助了国际生产网络，尤其是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等中间品受制于人，因此中国的对外开放效益相对较低，集中表现为企业的国际市场议价能力较弱。例如，2003-2005年中国进口铁矿石的数量增加了85.8％，而金额则增加了353.9％(白明，2006)。在芯片进口方面，美国跨国公司垄断着芯片的设计、原材料加工及机械装备制造等环节，动辄以“违禁销售”“技术窃取”为由向中国相关企业进行出口管制，迫使中国企业(如中兴通讯)缴纳巨额罚款以换取美国供应商继续“供货”。可见，对外开放效益不佳尤其是进口议价能力缺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的主要体现。 针对开放型经济发展中贸易收益有限尤其是国际市场议价能力较弱的问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主要包括以创新驱动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以出口退税改革推动加工贸易转型，以国内产业梯度转移推动区域间专业化分工，以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打造国内供应链体系等(戴翔等，2021)。例如，在对外开放空间重塑及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下，沿海地区制造产能正加速向广大内陆地区梯度转移。通过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以重庆、武汉、郑州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制造能力显著提升，成为东部沿海地区上游供应链的主要来源地。再如，在美国技术封锁之下，华为陆续将南京新向远、珠海炬芯科技、杭州易兆微电子、上海飞聚微、深圳创新佳等一大批本土企业培育成为其国内供应商，以国内供应链构建推动其进口替代步伐。由此引申出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基于内需及配套能力的国内供应链构建水平究竟如何?对其国际循环的参与方式起着怎样的作用?尤其是，国内供应链的构建对企业国际市场议价能力起到了何种影响? 从供应链视角研究中国进口议价能力的文献，大多基于国外供应商垄断来探讨中国在大宗商品进出口领域的国际定价权缺失问题。例如，郑锦荣等(2010)构建了垄断供应商和制造商关于谈判定价权争夺的博弈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中国企业在铁矿砂进口谈判中处于全面被动的原因；于左等(2015)采用了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等国外供应商的案例，揭示了铁矿石国际巨头通过合谋导致中国进口铁矿石定价权缺失的事实；李光泗和韩冬(2020)从贸易结构和市场势力视角研究了国际粮食市场定价权的决定机制，发现尽管中国是大豆进口大国，但对国际大豆市场的定价权较弱。相对而言，直接从国内供应链构建的视角来探讨企业国际市场议价能力的研究并不多见。与本文较为接近的一组文献是关于国内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影响的研究。例如，针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遭遇的“低端锁定”，刘志彪和张杰(2007)提出基于国内市场需求构建内资企业主导的国家价值链；巫强和刘志彪(2010)、岳中刚和刘志彪(2011)分别以山寨手机和苏宁电器为案例，从供给端和需求端视角指出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突破全球价值链“俘获”的思路和路径；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及行业层面增加值分解方法，黎峰(2020)发现国内价值链分工和资源整合是推动中国制造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 区别于采用出口增加值率及全球价值链定位来衡量对外开放收益水平的常规做法，本文更为直接地从中间品进口替代与进口议价能力的关系切入，综合利用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库、Wind上市公司数据库及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企业维度探讨国内供应链构建水平对企业进口议价能力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入世”以来中国制造类上市公司的国内供应链构建水平及其进口议价能力均呈现出先抑后扬的发展态势。实证分析表明，国内供应链的构建有效增强了企业进口议价能力，且该影响在高技术密集型部门、民营企业、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企业及全球价值链下游企业中的表现尤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进口替代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企业成长效应是国内供应链促进企业进口议价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基于国内大循环视角进一步探讨国内供应链空间布局特征对企业进口议价能力的影响，发现突破本地市场边界的区域内供应链、跨区域供应链、全国供应链的构建，对于企业进口议价能力提升的作用更加明显，该结论对于抵制各种形式的“省内小循环”思想和行为、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支撑。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首先，在选题视角层面，与既有研究大多从人力资本积累(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刘斌等，2016)、国内制度建设(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等视角探讨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联动问题不同，本文从产业资源整合的角度研究国内供应链构建水平如何影响企业的进口议价能力。其次，在研究方法及研究维度方面，与主流文献基于行业层面的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国内专业化分工(黎峰，2020)不同，本文利用上市公司供应链信息数据库，从企业微观维度分析国内供应链构建情况。最后，有关企业议价能力，已有文献主要以客户采购集中度来间接衡量(陈峻和郑惠琼，2020；孙浦阳和刘伊黎，2020)，本文借鉴McDonald和Solow(1981)的有效讨价还价模型及盛丹和陆毅(2016)的思路，从收益分配角度直接衡量企业进口议价能力。此外，本文创新性地将上市公司供应链信息库、上市公司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由此探讨国内供应链构建如何影响企业的进口议价能力。 二、国内供应链构建水平与进口议价能力的理论逻辑分析 作为管理学范畴的专业术语，供应链的内涵与价值链、产业链大体相似，区别在于价值链主要强调生产的“碎片化”及工序接续，产业链突出产业部门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而供应链更多关注上下游关联企业之间的目标冲突及激励相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