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3)04-0028-08

       在全球化时代，科学研究以及由技术主导的科学创新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法预见的后果和潜在威胁，尤其在过去20年里，当面临诸如人类增强等新兴生物技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时，伦理学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伦理学不一定能让人们免受来自现代科学技术的威胁。在欧洲传统中有三种主要的伦理学模式，即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后果主义伦理学)、义务论伦理学(deontological ethics，康德关于人的尊严的伦理)，它们被理解为对美好生活进行探究的答案。问题是，哪一种模式最适合回应当前全球化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本文从全球化时代科技与伦理的密切关系出发，基于不同的伦理学模式进行探讨，试图找到一条最适合的路径。

       一、全球化时代的科技与伦理

       如果我们想检验伦理学在科学发展及其应用领域的相关性，那么，必须强调在科学哲学中长期以来都假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科学研究的三个标准——公正性、中立性和自主性已经被人们接受①。美国哲学家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Sellars)指出，在描述和解释世界的维度中，科学是衡量万物的尺度②。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强调，自然科学和数学不能规定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或论证，因为它们对社会实践有着特殊的分析。在他看来，科学研究者的首要任务是解释经验事实，应该避免伦理判断。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1904)一文中，韦伯坚持认为，“经验科学的任务绝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引出实践的处方”③。他主张实验科学在其结构上是“价值中立”的，因此，不能给出道德判断的标准。

       韦伯提出的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不幸地导致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离。科学家持科学价值中立的立场，而人文学者想确保其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自主性。科学价值中立可以得到辩护，只要科学理论在其逻辑推论中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但科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被贴上了价值中立的标签，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还远未预见生物基因工程等技术创新对社会结构和环境可能产生的各种令人震惊的后果。

       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以“我们解释自然，我们理解精神生活”回应了科学实证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分离的历史将伦理等诸多问题排除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会引发严重的后果。狄尔泰区分了“解释”(Erklren)和“理解”(Verstehen)，即所有人类经验都被自然地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客观必然性”支配的自然世界的解释；二是对内在的生命世界的理解，如诠释学。问题是狄尔泰的观点限制了哲学反思，哲学诠释学只局限于人的生活，没有考虑到自然科学及技术应用对生活世界的负面影响。

       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查尔斯·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将狄尔泰的分化理论极端化，他认为有两种文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二者是彼此完全分离的，就像两个独立的星系。“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正日益分裂成两类群体，一类是文学知识分子，他们自称为‘知识分子’，好像其他人不存在……另一类是科学家，最具代表性的是物理学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科学家与人文学者有时互相厌恶，甚至敌视对方，他们之间有鸿沟，缺少互相理解。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对彼此有一种奇怪的扭曲印象，他们的态度如此不同，甚至在情感层面上，也找不到太多共同点。”④斯诺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根据斯诺的主张，科学家对文化的理解比人文学者对自然的理解要广泛；在道德问题上，科学家比人文学者有着更明确、更果断的伦理立场。根据他的观点，对现代性的极权主义行为的过度指责，实际上要归因于文学知识分子。斯诺找到了诗人同情法西斯主义和纳粹政权的例子，如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等，认为他们所代表的是纳粹。不幸的是，斯诺忽视了一个事实：冷战时期的绝大多数物理学家也都在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服务。在西方民主国家，物理学家积极参与军备竞赛，制定相关国家政策。科学家被当成和平主义者，他们有着特殊的使命——通过研究最现代的武器来确保和平。

       近20年来，生物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我们面临这样一个事实：科学研究与伦理问题密切相关。生物技术研究可能会危及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就像凯撒在公元前49年横渡卢比孔河，标志着罗马民主共和国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独裁制度的建立一样，以改善和增强人类的能动为目的的基因工程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甚至会毁灭人类。随后是超人类主义时代的开启，只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从人道主义到超人类主义的范式转变会产生的各种后果，我认为，为了减少来自生物技术的威胁，有必要运用伦理学的不同理论模式，来反思技术科学的发展。

       二、基于美德伦理学与功利主义的探索

       美德伦理学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通过内在的道德规范和美德来实现美好生活。经典道德实在论信奉美德是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的，美德的融合能为个人带来幸福和满足(eudaimonia)。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要求是古希腊伦理学的基本特征。美德(aretē)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形式，被视为人类良好的道德品质。作为道德实在论的证据——做正确的事，避免错误的事，体现了高道德标准。希腊词“aretē”表示完美的生活形式，“aretē”源自形容词“agathos”，即“好”的意思，更准确地说是源于“agathon”的最高级“aristos”，意为“最好的”。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追问是否道德没有丝毫意义，因为每个人都想成为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