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公益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形式，有助于推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与西方国家盛行的个人自发捐助行为不同，组织动员在中国公众的慈善参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特有的公益参与形式(赵芬芬、杜兰英，2016)。这与我国传统文化有紧密联系。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公益慈善行为是“推恩”的结果，呈现出“熟人化”的特征(管开明，2017)。在个体不热衷自发参与对陌生人的慈善捐助的情况下，慈善组织作为资源动员者的重要角色就凸显出来了。然而，中国社会熟人文化的盛行削弱了通过慈善组织作为第三方代理人来完成捐赠的必要性。同时，中国“家本位”的社会结构和慈善组织的大量丑闻也极大地削弱了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杨永娇，2018)。由此，个体所属组织的动员成为突破困境的“救命稻草”，对推动我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大学生群体的公益参与行为生动地体现了组织动员式公益参与的特色。调查显示，学校的宣传是大学生了解捐助活动的主要途径，并且学校动员是大学生捐赠的主要推动力量(倪诗蓓等，2012)。尽管青年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捐赠热情，但大多数捐助行为的发生主要依靠校内集中动员，例如在“学校规定”“学校组织”“学校要求”等情境下参与。研究显示，逾八成大学生是通过学校或社团活动进行公益参与(孔伟英、张雯静，2015)。由此，探讨现有组织动员方式的优势和不足，提升动员的有效性，进而促进大学生参与公益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高校是培育慈善文化的重要基地(蓝春娣，2013)，在校大学生通过公益参与真正了解公益慈善，形塑和强化慈善理念，有助于成长为公益人才，成为促进我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进而带动全民公益参与。另一方面，大学生在承担我国慈善文化传承重任的同时，其学习能力强、乐于接触新生事物的特征以及在掌握信息技术和运用数字媒体等方面的优势，有助于他们成为引领现代慈善文化和公益潮流的新势力(吴建清，2015)。 研究发现，现有的组织动员方式易于通过满足公益参与次数要求而帮助动员者“完成任务”，但同时会损伤个体捐赠参与的积极性，影响捐赠额度及忠诚度(毕向阳等，2010)。相关研究从资源动员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情境适应理论等视角探讨了组织动员式公益参与的影响因素，但鲜有研究从动员对象的主位视角，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主位视角来探讨解决方案。换言之，动员对象的主体因素，例如其内在需求、情感体验及自主性等对动员有效性的影响并未明晰。研究显示，“90后”“95后”“00后”青年的价值观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更愿意做出利他行为，个体意识强烈，注重自我价值，重视自我意愿的表达，具有强烈的情感需求(魏莉莉，2016；沈千帆等，2019)。无论是疫情时期抗疫微叙事对青年学生动员的强大效力，还是互动仪式链理论在高校共青团活动中的灵活运用，都彰显出情感因素在青年群体动员中的强大作用(刘晓亮，2018；贾飞祥、张天雪，2021)。对青年群体主体性和情感的关注既是传统组织动员方式的“视野盲区”，也是针对青年开展动员工作的关键抓手。 在此背景下，本文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从动员对象的主位视角出发，基于情感治理理论，结合中国本土公益行为逻辑及青年群体特征，提出凸显动员对象主体性、重视组织成员内在情感体验的“情感动员”模式。本文首先回顾了组织动员情景下的公益行为和公益行为中的情感因素的已有研究，基于传统的“工具动员”模式，提出“情感动员”模式，并对二者的动员效果和情感逻辑进行比较并提出研究假设。随后，通过针对大学生的实验结果对研究发现进行梳理并总结研究启示和价值，分析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本研究将有助于补充组织动员过程中动员对象的主位视角，提高组织动员式公益参与的成效，促进作为公益慈善生力军的大学生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提升青年的社会责任感，更好地传承慈善文化，推动共同富裕。 二、文献综述 (一)组织动员情景下的公益行为 在我国，组织动员已然成为公益行为的“促发机制”，接到单位动员捐助的信息会有效促使个人进行捐助(刘能，2004)。然而，过度的组织动员可能使成员产生逆反心理，打消捐赠积极性，甚至损害组织信任关系(赵芬芬，2015)。并且对于参与的过分强调，可能对捐赠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这是由于捐赠的外部触发因素会导致捐赠者低估他们可能拥有的内在动机，这将使得捐赠难以长期维持(Scott，1977)。有学者调查发现单位动员方式对个体公益行为的正面影响似乎并不大，出于组织压力的影响，虽然组织成员的捐赠次数有了显著提高，但捐赠总额并未提高，过度的捐赠动员可能还会损伤个体捐赠的可持续性(毕向阳等，2010)。此外，有学者提出要警惕政府权威驱动下以提升国家形象与政府绩效为目的的动员逻辑，因其容易形成“被捐赠”的强制性捐赠行为，背离了公益行为的自愿属性，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龙永红，2011)。有学者还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提出，募捐信息透明公开、募捐活动“去官僚化”、捐赠内容多元化是化解被动捐赠的重要路径(徐家良等，2015)。 (二)公益行为中的情感要素 现有研究考察了个体的微观情绪对公益行为的影响。研究显示，积极情绪会不同程度地触发公益行为。有研究发现，对于“你今天感觉怎么样”这个问题持肯定回答的人更有可能捐赠(Howard，1990)。接收积极信息而产生正面情绪的个体比接收消极信息而产生负面情绪的个体有更大的可能回应捐赠请求(Benson & Catt，1978)。有研究考察了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在捐赠刺激和捐赠意愿中的中介作用，并基于情感适应理论构建了“刺激→情感→动机→意向”的动态捐赠决策过程模型，该研究发现，慈善机构发布的广告内容及其社会评价越积极则越容易引发正面情绪，从而激励捐赠(蒋晶，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