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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音乐从上海开埠之初外侨自娱自乐式的音乐活动，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而逐渐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工部局乐队在将其音乐会打造成租界地区公共文化产品后，西洋音乐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的标志性声音景观。在这一过程中，工部局乐队的成立和租界当局向华人开放专为外侨服务的公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无线电、电影院、舞厅和咖啡馆等新式媒介也加速了西洋音乐在上海社会各阶层中的传播，并使之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的基调声音。西洋音乐的传播及其对近代上海城市声音景观的形塑，透视出在近代上海租界地区的殖民特性的基底下，近代民族主义和国际政局对城市文化演变走向的影响。本文利用大量档案、报刊、地图等历史文献资料，复原了开埠以后至1949年间西洋音乐在上海传播的时空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西洋音乐对近代上海城市声音景观演变的影响。
《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和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主要是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工部局乐队的组织构架、曲目设置、社会影响和主要人物进行了梳理。③ 工部局乐队之外的有关上海西洋音乐研究的论著相对少见。笔者目力所及只有冯锦涛的《从国际礼拜堂看基督教音乐在上海》④和卢杉《近代西洋乐在上海的传播(1843-1949)》。⑤前者梳理了基督教音乐在上海的发展脉络，后者致力于分析西洋音乐在上海的传播过程。另有陈晶专门讨论上海中西女塾的音乐教育活动，探讨音乐对于培养中西兼通的新女性的作用与影响。⑥在这里要特别提及洛秦《论上海“飞地”音乐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空间》一文。作者在详细梳理上海租界地区音乐事件时空分布的基础上，分析在民国时期广播等新媒体的推动下中外音乐形塑近代上海政治、文化空间的过程。他特别指出西洋音乐是上海租界音乐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现象。⑦可惜这一工作未有后续，对西洋音乐在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景观形成中的作用没有进一步挖掘。故本文欲从声音景观切入，借由复原西洋音乐在近代上海不断变换身形、并进而成为近代上海城市标志性声音的过程，以期在反映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景观变迁的同时，探讨文化传播与文化整合对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个性形成的影响。 一、西洋音乐在上海的传播 西方音乐首次进入上海的时间已不可考。据称，在1842年鸦片战争时侵入上海的英舰上已有军乐队随行奏乐，颇可信之。⑧但西洋音乐真正进入上海则始自教堂音乐。 (一)教堂音乐传播及剧社初建 1843年上海租界设立后，西洋乐首先以教堂音乐的形式为华人社会所了解。1847年奠基的董家渡天主堂，在举行宗教活动时吟唱赞美诗的情景，给当时的上海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举扬圣体的铃声一响，成千上万的中国教友俯伏在地，敬拜至圣圣体，口中嗡嗡低声诵念他们美妙的经文。与此同时，我们士兵们的铜鼓喇叭霍然而起，中国保卫团的炮兵鸣放礼炮二十一响，数以千计的中国鞭炮同时燃放，似欲与空间大炮声相媲美……在如此雄伟的轰隆声中，我们中国儿童唱经班悦耳清脆的高音开始歌唱“称颂赞扬达味之子万岁”。⑨ 除了教堂音乐外，开埠初期在沪的外侨安顿下来后不久就成立的业余管乐社和剧社在当时的英租界内演出。如1850年成立的“业余剧团”，在1866年发展成为“爱美剧社”，俗称大英剧社(Amateur Dramatic Club，简称A.D.C.)。最初这些剧社借用仓库作为临时剧场，1865年才在英租界内的圆明园路上修建专门的戏院——兰心剧院(Lyceum Theatre)。长于艺术的法国人不遑相让，1868年法租界成立一个业余剧团，⑩次年法侨让·雷米扎(Jean Remusant)在德国总会的资金支持下在上海组织一支交响乐团。(11)上海史学家法国学者白吉尔记载了1872年时任法租界公董局总董的比索内(Napoleon Auguste Buissonet)与后来的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一起演出喜剧《砍头记》(Bourreau des cranes)的史实。(12)后来，法侨逐渐把活动范围扩大到英租界，在兰心大戏院、公共租界市政厅等处相继上演《小巧克力壶》(La Petite Chocolatiere)、《可贵的滑稽人》(Les Precieuses ridicules)、《脏手》(Les Mains sales)和《禁止旁听》(Huis clos)等剧目。(13)西洋音乐在这一时期上海侨民的戏剧表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大英剧社的剧目中有《格林威治小银鱼》(Whitebait at Greenwich)以及吉尔伯特与萨利文的英国轻歌剧等。(14)而这些轻歌剧中的音乐水平，据一位来自欧陆的观众体会是：“虽然演员们显得经验不足，歌唱家们的高音部分也比较模糊，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到我的兴致。”(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