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之后的青年革命者如何从个体走向团体，其组织意识是怎样养成的？对此，既有的研究更多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探析青年学生被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具体过程，或者从自我书写的维度出发，从青年学生日记中探寻其自我觉醒的过程[1-3]。本文则另辟蹊径，从进步杂志《学生杂志》1921-1927年间的通讯栏与答问栏出发，通过分析青年学生与杂志之间的往来信件，探究青年学生在“编读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对组织问题的认识转变，揭示他们从个人的迷茫与悲剧被最终引导至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有组织的革命的变化过程。 《学生杂志》创刊于1914年，是商务印书馆较早出版、发行的综合类杂志，其服务的读者群体主要是正处于求学阶段的中学生和高小学生。早期的《学生杂志》主要为学生提供课外知识，但五四运动之后，《学生杂志》遭到罗家伦等人的激烈批评，不得不表示要顺应时势，大加改良，并请来杨贤江作为《学生杂志》的实际主编。这之后，《学生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是开辟了“通讯”“答问”等专栏，与读者进行密切的联系与沟通。 自1921年《学生杂志》设立答问与通讯栏起，“凡是《学生杂志》读者皆可发问，惟问题以有关青年生活及学术研究者为限”[4]，无论读者是否订阅，均享有答问之权。而对于青年提出的各个领域的问题，编者都会尽力作答，这种愿意与学生平等交流的期刊在当时是相当难得的，根据《学生杂志》中学生在通讯栏中的叙述，一些学界的刊物编辑态度傲慢，不愿意放下身段和学生真正进行平等交流[5]。《学生杂志》十分诚恳地对待读者，几乎有问必答，学生亦逐渐将其视作良师益友，对其给出一致好评。《学生杂志》的通讯栏与答问栏不仅有编者与学生的互动，也有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助。针对一些编者表示因各种原因未能回答的问题，也有学生踊跃应答，气氛非常活跃。正如读者所述，“通信讨论……苟能公平的据理的去讨论和商榷，比任何正式文章要收效得多”[6]，作为允许学生发言与讨论的公开园地，《学生杂志》的通讯与答问栏构成了一个各方思想碰撞的天然公共论坛。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杨贤江、恽代英等编者离开《学生杂志》，踊跃讨论社会革命的青年学生才逐渐淡出《学生杂志》，通讯栏与答问栏又重新成为单纯的学业答问栏目。因此，通过考察1921-1927年间《学生杂志》中的通讯栏，我们更能了解那个时代青年思想的嬗变与编者对青年思想的引导，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探究青年是如何脱离个人悲剧的叙事进而组织起来走上革命道路的。 一、个体与社会：悲剧叙事的社会内核 当时的青年学生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传统与习俗的束缚、经济与生计的困窘、升学与就业的困难、恋爱与婚姻的苦痛等多种问题困扰着他们，使得他们心怀郁郁。考诸《学生杂志》的通讯栏，青年的自我叙事是悲剧化的，锦绣文字编织出的是生活的贫困、家庭的压力、学业的挫折、出路的无望与梦想的幻灭。但是，如果只是从孤立的个体出发进行单纯的个人悲剧叙事无法洞悉这些悲剧的内核，最后导向的往往是虚无、沉沦与自我毁灭，青年学生无法通过这条道路来拯救自己。此时的《学生杂志》指出了脱离于个人悲剧叙事的新视角，即将个人的悲剧放置于社会之中，寻找无数个人悲剧案例中的共同点，并分析导致个人悲剧的根本原因，真正洞察这些悲剧背后隐藏的核心问题——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导致一切生产的商品化与一切生产资料被少数人所占有的问题，将个人悲剧的叙事转化为社会整体的悲剧叙事，并呼吁青年行动起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社会制度。只有如此，青年才能真正拯救自己。 (一)求学与升学的艰难 这些个人悲剧案例中的第一个共同点是求学与升学的艰难。作为学生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学业自然是得到最多学生关注的话题。在“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影响下，读书升学一直是中国青年的优先选择项，但是彼时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并非所有青年都有进入学校求学的机会。当时曾有人将科举时代的求学之途与现代学校制度进行对比，指出“教育费之增长，与昔日完全不可以同日而语……每一学生，由小学至中学毕业，至少非千元不可。若供给至大学毕业，则子女三四人，至少非万金不可。至于留学外国，则更无须乎讨论矣”[7]，将青年学生求学路上经济的困窘展现得淋漓尽致。许多青年学生“有志升入大学，因感著经济的困难，以致不得就他们的志愿，以至自杀的也有，悲观的也有。”[8] 《学生杂志》在针对学生求学与升学问题的回信中态度坚决地表示，如若无法继续求学就悲观，那是不中用的。既然已经明白自己是因为没有钱财而无法继续学业，就应该更进一步意识到现在的学校已经成为贵族制度的学校，将贫苦青年摒除于教育门槛之外，真有勇气的青年应该有决心改革这种不良的教育制度。而后，其又更进一步指出教育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是和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息息相关的，必须觉悟这是现代私产制度的作恶，觉悟到现代社会组织根本的缺点，觉悟到国内军阀国外列强无理的压迫，因此青年就该组织起来对社会的私产制度进行改造，这是比升学更有价值、更该力行的事。如此论证之后，无数的个人悲剧就叠加成了社会层面的悲剧，众多的“无产者”无书可读这一现象固然痛心，但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改变社会制度去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岂不是更深一层的悲哀？求学无门的学生后来察觉到，只有改变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方能捍卫自己受教育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