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的青年工作需要高质量的青年研究，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青年工作提升到“战略性工作”的高度后，青年研究知识体系建设必须尽快在现有基础上实现质的跃升，以满足我国青年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需求。2017年，《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加强青年学研究”，加快青年研究的学科化进程，这是我国青年事业发展对青年学学科化建设和高水平知识体系建设的正式呼吁。近些年来，受益于政策支持和社会科学的整体高质量发展，我国的青年工作和青年研究均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如果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知识体系建设角度看，当前部分青年研究可能并没有完全实现“三个体系”建设的预期效果，也没有充分完成我国青年研究知识体系建设的任务。最为突出的问题，可能是当前我国青年研究理论界依然偏重西方学术概念在中国场景中的应用和阐释，而结合中国青年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而提出的中国式青年研究的学术概念略有不足。回顾当前我国青年研究的整体水平和现实，我们不难发现，现有青年研究从“量”到“质”都难以支撑我国作为“大国青年发展”的国家战略需求。[1]面对新时代我国青年发展实践的期待与挑战，加快我国青年研究知识体系的重构成为推动我国青年创新发展的智力基础。 一、青年研究知识体系构建的研究方法困境 知识体系是指知识总和的概括性体系，一般由概念范畴、逻辑结构、推理结论等环节构成。[2]知识体系中所包含的各种认识和理解，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即知识体系中所有要素都是人们达成共识、被学术共同体根据相同标准验证过的客观知识，它既可以是纯粹理论形态，也可以是实践指向形态。[3]而本文所论述的青年研究知识体系，主要是指学者们针对青年群体的现象、问题等进行科学研究而构成的关于青年群体较为公认的、客观的青年知识总和的概括性体系。其实，如果在成熟的学科中，“青年研究知识体系”更为常见的表述可能是“青年学知识体系”，但由于目前，学界对青年研究是学科还是领域的分歧较大，本文为避免在表达上的质疑，故将其称为“青年研究知识体系”，以避免陷入学科与领域之争。 青年研究知识体系构建的研究方法困境主要表现在，当前的青年研究还无法遵循自然科学的研究逻辑和实证方法，构建起系统严密的知识体系，由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所引发的青年研究知识体系构建的合法性困境。实事求是地讲，当前青年研究主要是依靠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知识生产，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属于“青年学”的研究方法，现实中青年工作的开展也主要是依据工作经验、基本常识而非严谨的科学理论。然而，这些现实情况并不能说明青年研究不具有科学性和理论品格，更多的是因青年研究和青年工作的自身根本性质和独特属性所引发的。青年研究的研究对象是青年群体，研究内容是青年现象、青年问题和青年成长规律，这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的“时间样本切片”，具有典型的多样性、模糊性、主观性和价值性，根本无法将青年问题限定在某一学科或某一具体研究领域，不可能是通过使用某个或某几个固定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分析和解决的，更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数学公式来归纳概括青年规律。这些似乎都不太符合人们对“科学”的一般印象和普遍认知。从人类学术史的宏观角度讲，人们对“科学”的传统认识在根本上受到了17世纪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深刻影响：科学就意味着因果关系(直观表现就是数字、符号构成的各种科学公式)，由因果关系而引出客观规律对现实的解释和对未来的预测功能，以彰显科学的伟大力量。这种“科学观”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胜利而被飞速推广，以至于发展成为人类一般知识体系的基本模式。从此，被冠以“科学”之名的自然学科思维快速占领了重视“知识总体性”“人类内在精神”的传统人文学科，并分门别类地进行人文知识管理。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以经济现象、人类行为、社会组织等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经管类和心理科学的出现，都将利用数学公式进行研究视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追求，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开始陷于科学的“精密计算”之中。 与自然科学所倡导的循证原则和实验研究方法不同，青年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理论”和“精神”，而非单纯的“数据”和“方法”。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或量化研究在其本质上而言依然是服务于理论的，而且是以检验基本的理论假设为目的，实证科学在很大意义上仅是实现理论和思想的工具，并非研究目的。[4]因此，为了提升青年研究知识体系的科学性而一味强调研究方法、数据，进而窄化成“为数据而数据，为方法而方法”的狭义“科学”主义不利于青年研究的长期发展。青年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直接以最富创造创新能力和青春活力的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其知识体系构建更需具有思想意义和理论价值，要警惕“方法决定论”，更要避免陷入布迪厄的“唯方法论主义”。“唯方法论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倾向，即把对方法的反思与方法在科学工作中的实际运用脱离开，并完全出于方法自身(而非具体实际的研究)的缘故而锤炼方法，即为方法而方法。[5]概括来讲，“唯方法论主义”带来的不良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很容易演变成一种依靠分析技术和资料类型作为评判研究质量优劣标准的“方法论帝国主义”[6]，造成学术研究范式的单一固化，不利于学术的长期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容易导致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价值被忽视，“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真正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7]。世界科技发展史表明，实验设备和技术的创新发展往往会带动自然科学理论的变革，甚至在短时间内会取得重大的颠覆性突破。然而，在青年研究这类社会科学领域中则极少会出现上述情况。青年研究知识体系建构的重点是解释中国青年发展现象，解决青年发展问题的概念和理论，提升青年研究知识的现实感和理论张力，并能够引导、启发我们去改进青年工作。这种青年研究知识体系具有典型的主体性、思想性和创新性，需要长期的积淀，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影响日益加深，在推动青年研究知识体系建构发展的同时，也从方法论层面重新引发了学界对青年研究知识生产、知识体系建构合理性的困境与冲突。一方面，放大了研究方法之于学科成立的合理性问题，夸大了研究范式对于现代学科的重要性。在以库恩的“范式”(Paradigm)作为判定学科成立重要依据的传统学科中，单一而系统的研究方法在维系学术共同体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然而，青年研究、青年学在本质上属于现代学科，以问题为导向，坚持研究方法服务于问题解决的基本原则，提倡多学科思维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8]因此，在青年研究知识体系的建设中不应花费过多精力去评判知识生产来自哪个学科抑或者使用了何种方法，而应重点关注其所应用理论、方法与问题的适切性、规范性。另一方面，量化研究与哲学思辨之间的分歧和隔阂愈加明显。在当下的青年研究中，存在一种推崇量化研究的潮流，这固然是青年研究发展的积极表现，但是也存在不少值得学界关注和反思的问题。一些研究者以检验预设的理论假设为目的，将很多精力和时间用于收集数据、材料上，纠结于变量之间的关系，却忽略了一般概念和理论的建构，出现了很多数据翔实、论证严谨但得出了很多“普通”的“常识知识”，降低了学术研究的想象力和理论张力。从青年研究的发展史来看，具有深远影响的理念或经典理论似乎都来自深入系统的社会观察和深刻的哲学思辨，而非简单的现代数理统计或抽样调查。很多研究似乎都窄化了“实证研究”的内涵，似乎实证研究就等同于量化研究、统计分析、循证科学，忽略了“实证研究”志在解决实际问题、分析现实问题的“求是”精神。实证研究在根本上与哲学思辨不冲突、不矛盾，只是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定位于现实中的“证据”，而这种“证据”并没有局限在数据、公式，也可能是研究者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对他人认识的分析等，也就是所谓“质性研究”部分。强调和重视实证研究是青年研究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方向，但决不能舍本逐末，由于过度突出实证研究而背弃了青年研究知识体系建构的初心。过犹不及，研究方法并不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途径，真理有时候反而会刻意回避那些过于执着于方法的人。[9]如果说老一辈青年研究者因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等原因，存在过度依赖抽象思辨、从文本到文本、理论到理论、热衷于宏大理论的不足，那么，新一代青年研究者可能刚好相反，热心于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反而缺少了对宏观系统理论、学说建构的热情和勇气，存在陷入“唯数据主义”“唯方法主义”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