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3.05.03 引言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决意变法，然而仅仅103天之后，政变迅速撕裂了维新运动所架构的宏伟蓝图。慈禧重新听政，新政悉皆取消，光绪被囚瀛台，维新士人或就戮，或远戍，或罢官，或流亡，清廷谕令通缉犯党，查禁报刊，恢复旧制，试图回到传统帝制的轨道上。不过，与历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掌握话语权不同的是，戊戌维新的历史叙述主要由失败者一方建立。流亡海外的康梁，借助报刊舆论的鼓吹，重述变法故事，缔造出近代史上的戊戌神话。 政变后，康有为不断申说“我历尽艰难辛苦，变维新之大政，拼万死舍一身出来，皆为保全中国四万万之人民之众起见”①的经历，以“奉诏求救”的姿态，求助于英国、日本和海外华侨，并以此建立起“戊戌变法之魁”②视角下的叙述框架。不过，由于王照的揭发，康氏衣带诏“作伪之真相尽为日人所知”③，各处之保皇运动，亦未取得理想成绩。戊戌岁暮，旅居日本的康有为将自身经历写成《我史》一书，但脱稿后即出游欧美，正式刊行迟至半个多世纪以后④。康有为身为维新领袖，其发起公车上书、倡立学会、上书进呈等都是维新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但在变法落幕后，整个维新叙述体系的建构主要由其弟子梁启超完成。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前后的经历更具传奇色彩。前者于1895年中进士，以工部候补主事的身份奔走政治，尚引起时人侧目；而梁启超科举会试不售，1898年夏以举人身份获光绪召见，“仅赐六品顶戴”，“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⑤。维新期间，梁启超以主《时务报》撰述、主讲湖南时务学堂名著于时；戊戌春入京后，为康南海的政治主张赞画奔走，虽非政坛人物，亦由宣传之力而声名鹊起。政变后，“康西游而梁东渡，梁氏历主《清》《新》两报”⑥，以一支健笔，“掊诋满洲执政者不留丝毫余地”⑦，并以局内人身份撰成《戊戌政变记》一书，建构起维新视角下的戊戌史。作为政治上的边缘人物，梁氏并未在实质上参预政事；然而，借助报刊的力量，时年26岁的梁启超成为当之无愧的“舆论之骄子”⑧。虽然“梁于康氏亦步亦趋”，“著文率皆引申其师之说”⑨，但将戊戌这一“政治上彻底失败之运动”⑩著为“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11)，实有赖于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1898年12月起先后在《东亚时论》和《清议报》连载，1899年5月出版单行本，此时距离政变发生仅有数月，在坊间舆论纷纭之时，梁启超以局内人身份对变法做了最初的总结，也奠定了以康南海为首脑和主线的戊戌叙事框架(12)。不过，“此记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13)，出于“感情作用所支配”和政治宣传的目的，“将真迹放大”，“言之过当”(14)，并非一部信史(15)。然而，正是这样一部作者“不在廷臣之列，亦不在司官之列”，行文“实多巧为附会”“毁誉任情”(16)的作品，问世后迅速完成了经典化，成为“叙说戊戌变法史的一个母本”(17)。考察维新视角下戊戌叙事体系的建立，《戊戌政变记》的成书发行和阅读接受，均值得关注。 一、旅日生活与《戊戌政变记》的成书 “八月政变，六君子为国流血，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18)梁启超《三十自述》记政变出亡仅寥寥数字，而在看似平常的字面之外，其实有压在纸背的惊险经历和复杂心情。 八月初六(9月21日)早朝，慈禧宣告训政，“十时即有围南海馆之事”(19)。当时梁启超正在浏阳会馆谭嗣同处(20)，消息传来，梁氏“电上海孺博告变”(21)，并偕谭嗣同访李提摩太“商讨办法保护皇帝”，决定“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22)。梁启超赴日本使馆访代理公使林权助(23)，留宿日本使馆。次日，梁氏断发易服，在日本领事郑永昌的陪同下乘火车前往天津(24)，在日本领事馆逗留数日，拟乘9月27日自天津港启程的玄海丸赴日。25日晚，梁启超在郑永昌等人的陪同下乘船出海，途中被北洋大臣汽船追上，双方发生争执。26日晨抵塘沽，梁氏登上大岛号(25)。随后，王照亦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登上大岛舰。由于“在清国水域内无法将二人转移到商船上”，乘坐玄海丸的计划不得不改变。10月2日，林权助致电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请求“令大岛舰驶往日本并相应尽快派另一舰至天津”(26)。次日，大隈批准了这一请求，“命大岛舰俟接替其位置之炮舰抵达天津，即驶返日本”(27)。10月4日，日方安排须磨舰接替(28)，因其迟迟未到，大岛舰延缓起航(29)，10月12日起碇，先往吴淞(30)，再至日本，10月17日登岸(31)。21日，梁启超抵达东京(32)，由日本进步党出资赁屋(33)。自9月26日登舰到10月17日下船，梁启超居大岛舰中凡22天。 9月27日，梁启超和王照联名致信伊藤博文、林权助，表达对营救出险的感激，并请日方“念兄弟之邦交，顾东方之大局”，“与英、米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34)，试图借日本力量干涉中国政局。当时六君子尚在狱中，大岛舰停泊在塘沽水面，梁启超仍对营救抱有希望。此时距离政变仅仅6天，外间风声鹤唳，谣言纷纭，“不在政局之内”(35)的梁启超短时间内其实难以把握局势动向，而康有为正在赴港途中，师徒之间难以通气，信中的立场和诉求，主要来自梁启超的判断，亦不排除某些材料出自王照。这封信没有提到康有为，也未言及光绪密诏。 9月25日，康有为在吴淞口外英国轮船琶理瑞(Ballarat)上，与英国领事班德瑞(F.S.A.Bourne)谈话时，首次提到光绪密诏，并说“皇上曾骂西太后只是咸丰的妃子，而不是正后，也不是他自己的母亲”(梁、王信中称慈禧“女后”，而无光绪骂慈禧之事)，且断言帝后冲突无法调和(36)。随后在赴港途中，康有为同英国领事戈颁(Henry Cockburn)谈话，也阐说了相似的意见(37)。对照康有为的两次谈话记录和梁、王的联名信，虽都强调光绪体健无病，慈禧亲俄并谋划废立等事，但梁、王的措辞要温和得多。这与王照调和两宫的立场相关，二人寄希望于“他邦干预内政”(38)，但未有过激言辞。以维新领袖的身份宣扬“奉诏求救”，实出自康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