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祁曾指出近代中國的鐵路問題具有三大特徵：它象徵着中西兩種文化的碰撞，在當時被部分中國人視爲富强禦侮的工具，以及作爲列强利用鐵路侵略他國的手段。①而這三個特徵實際上又都和第一個特徵有關，後兩者根本上也是關於廣義上中西文化碰撞的問題。既有研究在討論鐵路問題時，便常將倡導者和反對者的意見放置在中西衝突的議題下，視作新與舊，乃至先進與落後的分别。②然而，觀點的對立是否意味着争論雙方互不理解，在對西方、對鐵路這一“西器”的認知上截然對立？ 中國人對修築鐵路與否的争論，主要集中在甲午之前；甲午後由於外資築路無法阻擋，鐵路問題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但造成甲午前後態度轉變更大的時代背景是中國人思想權勢的轉移。一方面相比於甲午以後逐漸形成的“新的崇拜”，甲午前中國的思想情形有如羅志田所説，更多是一種尚未“失去重心”的狀態。③其時西方尚未被樹立成一個全面的典範，“新即是善，舊即是惡”的合理性尚未奠定，中國人在討論引進西方事物與否的時候，其自身的判斷標準更明確地起着甄別篩選的作用，尚未以西方爲轉移。而另一方面，王汎森所説的受西方、日本“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影響的新思想尚未和舊者形成越來越大的差距，④實際上不管是洋務的倡導者還是反對者，都能大致分享一個相通的意義世界。因此縱然存在引進洋務與否的意見歧異，雙方仍有能够進行思想對話與交鋒的共同平臺。本文的重點即在考察關於鐵路問題，哪些思想觀念是當時争論者在共同平臺上可以分享的，他們最終的歧異和這些共享觀念是怎樣的關係。 晚清時期鐵路是作爲“洋務”的一種，在“師夷長技”的思路下被引進的。而和此前槍炮艦船之類相比，鐵路的特殊性在於它不僅限於軍事，而進一步擴展到了民生日用；它不僅限於海上，而更深入到了陸地。因而比起此前的其他“西器”，鐵路的衝擊進一步逼近了中國人思想世界的核心區，進而引發持續的争議。⑤光緒初年薛福成稱當時反對意見主要是“鐵路若開，恐引敵入室也；恐奪小民生計也；恐當路之衝，冢墓必遭遷徙，禾稼必被薰灼也”。⑥而十年之後情況仍然相似，海軍衙門和軍機處在籌辦鐵路的會奏中指出，當時人的反對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敵乘我路的資敵，二是平廬毀墓的擾民，三是奪民生計的失業。⑦甲午以前關於鐵路的利害争論，各方陳述的理由陳陳相因，以至於使研究者注意到較晚的反對理由比起早先的也幾“無新穎之處”。⑧ 意見的相似，表明鐵路争議背後的思想矛盾在晚清具有相當程度的延續性。而資敵、擾民、失業三個方面，關係着當時人對軍事形勢、道器關係和國家角色的觀念認知。我主彼客的軍事地利，道本器末的認知框架，富强和民生的衝突與調和，這三種和中西矛盾不同但又互相糾纏的思路，是本文討論的主要內容。和既有研究著重争議雙方在中西矛盾的對立相比，本文在正視這種對立的同時，更注意觀察在看似截然相反的不同觀點間，争論者是否具有共同關心的焦點和分享的話題，希望有助於發現在以往中西對立的視角中常被忽視的問題。 一 資敵：鐵路與地利的衝突 近代引進鐵路的一個重要考慮在於軍事上。淮軍著名將領劉銘傳晚年大力推動建造鐵路，一大焦點便在於行軍用兵： 自强之道，練兵造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機括則在於急造鐵路。鐵路之利於漕務、賑務、商務、礦務、釐捐、行旅者不可殫述，而於用兵一道尤爲急不可緩之圖。中國幅員遼闊，北邊綿亘萬里，毗連俄界，通商各海口又與各國共之。畫疆而守則防不勝防，馳逐往來則鞭長莫及。惟鐵路一開，則東西南北呼吸相通，視敵所驅，相機策應，雖萬里之遥，數日可至，雖百萬之衆，一呼而集，無徵調倉皇之慮，轉輸艱難之虞。⑨ 近代西方的軍事衝擊並不僅僅是其船炮武器的堅利難以抵禦，更在於其現代化艦船的機動性，使得原本防守重心在西北的中國驟然面臨整個東部海疆漫長海岸線的防禦問題。⑩而正如劉銘傳所説，鐵路進入當時人的視野，一大原因則在於可以爲此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海軍衙門和軍機處在會奏籌建鐵路時同樣指出： 聖朝幅員廣大，超越前古，如欲令沿海各省逐處皆屯重兵，即使財賦所入足資供給，設敵以偏師相擾，我即須全力因應，長年不休，何以堪此？有鐵路則運兵神速，畛域無分，糧餉煤械，不虞缺乏，主靈而客鈍，守易而攻難。首善腹地有三五支精練大軍，直與沿海逐處皆屯重兵者無異，誠禦侮之長策，亦持久之良圖。(11) 鐵路的機動性，有利於幅員廣大的中國解決沿海的防禦調度問題。 然而，並不只有鐵路的倡導者注意到軍事防禦的問題。甚至可以説，反對者批評鐵路可能“資敵”，立論基礎同樣在於軍事防禦上。鐵路固然便利了中國的運輸調度，但“我能往，賊亦能來，果真能朝發夕至，臣恐或有連合詭謀，使我四面受敵，即欲如庚申之變，巡幸從容，亦有臣子所不忍言、所不敢必者矣”。(12)如果鐵路真的有此便利，則西人同樣可借以直達户庭，而中國豈不將面臨更爲嚴峻的軍事形勢？ 反對者的質疑有兩層重要含義。一是擔心鐵路運輸可能爲西方提供新的機動優勢；但由於中國人同樣可能從中獲得軍事上的便利，更重要的可能是第二點：鐵路會削弱中國面對西方的一個關鍵優勢，那就是地利。有如洪良品等所説： 外夷所長者火車之屬也，所忌者山溪之險也。聞其炮車最利，每患中國林木叢雜，溝壑重阻，不克展其所長。今修鐵路，必先平治道塗，剗盡險阻，一旦海口有變，僥倖登陸，炮車所指，略無阻礙，此又因鐵路而盡撤其藩籬者。(13) 此説甚爲重要。即使西方堅船利炮已極大震懾中國人，當時人於此也並非完全束手無策。中國以所長的“山溪之險”去對抗外夷所長的“火車之屬”，其實是當時在“師夷長技”外另一種基本的軍事對抗邏輯(是否真的奏效另當別論)。在這種邏輯中，西人的優勢是器物堅便，但中國也有自己的優勢，就是自身的地利險阻；因而與其師夷之長，不如發揮中國自身的長處，以揚長避短的方式與之相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