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5-0093-14 谈论近代中国的女子教育思想，梁启超是不可绕过的一人。戊戌变法前发表的《论女学》作为其第一篇妇女问题专论，不但当年曾激起巨大回响，直接促成了晚清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新式女学校诞生，而且梁氏一生言说女性议题的基点亦由此确立。虽然时至今日，研究者增强了反省意识，对其立场与立论颇多批评，却也反证了该文影响力的绵久，故仍然值得今日仔细探察。 一、“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论女学》乃是《时务报》创刊，梁启超即开始连载的系列政论文《变法通议》中的一篇，1897年四五月间在该刊第23与25册发表。与其他各篇相同，《论女学》也秉持了《变法通议》大声疾呼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当今中国亟需以“自变”求“自强”①的宗旨，将女子教育纳入政治改良的整体规划中。 按照原初的设想，《变法通议》是一部“为六十篇，分类十二”②的大著作，实则在写作中已不断调整。但无论如何，除总论外，梁启超最先着笔、也是其最为关注的话题还是教育，即他所说的“学校”。以此，《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幼学》《论女学》《论译书》诸篇，均列在“论学校”的总题下。为何“学校”优先，梁启超也有阐论：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③ “官制”属于政治体制，固然具有总揽全局的作用，但倒推上去，培育人才的学校才是决定变法成败的根本。所谓“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④。 放在变法图强这一目标明确的论述框架中，女子教育也被赋予了神圣使命。梁启超的表述最初采用了反面立说的方式，“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缕述女子未受教育带来的危害，由此展开了对旧习陈说的批判。其论说的四层意思，分别指向女性的职业、学问以及母教与胎教的现实状况。依梁氏之见，中国女性不学因而无业，不能自养；无学因而心胸狭隘，家室不宁；母教不善，造成世风恶劣；胎教不讲，造成人种退化。所言实际是从经济、家庭、社会、种族四个维度，揭示女子失学与国族衰落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很现成——“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⑤。 应该说，梁启超当时虽然编写了《西学书目表》与《读西学书法》⑥，对于西学知识的接受也还有限，却已经常运用到文章中，使其论说面目一新。如论女性无业，开头即引用“公理家之言”：“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之多寡为强弱比例差。”随后的论述便借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阐发的“生利”与“分利”说展开，断言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⑦。论胎教又以长注的形式，引用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的生物遗传学说。而李书刊行于1894年，严译成稿于1896年，对于梁启超来说，都是世界最新学说，足见其吸收与发散能力之强。以此科学新说为支撑，梁启超的《论女学》也具有了充沛的理论力量。 更进一步，西学不只是作为理论支撑，更成为渗透在《论女学》全篇的底色。尽管在《学校总论》中，梁启超声称：“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并泛泛提及，《礼记》的“《内则》一篇，言女学堂之事也”⑧。然而细观《论女学》，其中用来与中国女子失学相对照的典范，已全为泰西与日本，而非遥不可及的三代。不仅《礼记·内则》不见征引，即便在夹注中称引了《大戴礼记·保傅》中有关“胎教”之说，正文却以“胎教之道，《大戴礼》《论衡》，详哉言之，后世此义，不讲盖久”为由，立即转入“今之西人，则龂龂留意焉”⑨。显然，即便儒家看重的母教与胎教，在梁启超的论说中，也必以西人西学为准。 既然与受过教育的西方女性相比，中国女界俱不如人，取法域外便很顺理成章。而在榜样的择定上，梁启超也有考虑。虽说“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梁氏最推重的国家却非美莫属，称说： 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不必说，未经提到的中国，亦应归入最后的序列，这也是梁启超随即慨叹“若是夫中国之宜兴妇学，如此其急也”⑩的原因。 被梁启超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论定的“强国”与“女学”之间的联动关系，无疑强化了他对中国“妇人不学”的痛心疾首，措辞也不免峻急严苛。即如近年颇受诟病的二万万女子“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的说法，起码是漠视了女子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11)。对此，梁氏日后也有修正。1902年发表《新民说》，在《论生利分利》一节便特意分辩：“论者或以妇女为全属分利者，斯不通之论也。妇人之生育子女，为对于人群第一义务，无论矣。即其主持家计，司阃以内之事，亦与生计学上分劳之理相合。”不过，即便对于妇女“育儿女，治家计”这类“室内生利事业”已经认可，梁启超却依然认为，“中国妇女，则分利者十六七，而不分利者仅十三四”，作为对比的仍是“率皆有所执业以自养，即从事于室外生利事业者”(12)的泰西成年女子。这里的关键在于，梁启超认定，女性只有走出家庭，从事社会劳动，才可以直接助力国家、民族的富强。因此，女子也应如男子一样，“人人各有职业”，就成为必然的诉求。而“学也者，业之母也”，中国妇女的“无业”既被归咎为“不学”(13)，问题就仍然落在了教育为本的理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