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4月，中日签订《天津条约》，其中第三款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①该条款即王芸生所说的“派兵条款”，“明定中日两国对朝鲜有同等派兵权”②，对三国间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国学术界从各个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或在对中日朝关系的宏观研究中，探讨“派兵条款”的产生和后果，认为这是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借口；或在论述中日《天津条约》谈判经过时对该条款有所涉及，但侧重于伊藤博文对华交涉的主导思想及其外交手腕；或在论述日本拆解宗藩关系过程中，分析该条款与中日《马关条约》的内在联系。③日本学术界则对此存在不同意见，有观点认为，通过该条款，“中国凭借宗主国地位，保留了出兵优先权”；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该条款是根据日方“相互均等”主张形成的，中方做出了“很大让步”。④还有学者认为，该条款“实现了日清两国在朝鲜的权利平等”，日后日本将其作为发动甲午战争的口实。⑤既有成果虽已指出“派兵条款”的基本性质和后果，但对派兵权问题的产生与该条款形成的交涉过程、中日方案的分歧及其变化、双方不同的理念宗旨及其实质、清政府妥协让步的程度及其原因等问题，仍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拟在解读中日文献，尤其是完整记述谈判过程的日方资料的基础上，全面考析“派兵条款”的形成，以冀弥补既有研究的缺失和不足，更深入认识宗藩关系的崩溃与近代中日朝三国关系的演变。 一、撤兵交涉引起的派兵权问题 中日《天津条约》中的“派兵条款”，起因于撤兵问题的交涉，最后形成与撤兵分开的独立条款。从根本上讲，中方提出派兵权及该条款的产生，肇源于日本的侵朝野心，反映了清政府维护宗藩关系的意图和努力。日本试图改变两国在朝地位，为控制和支配朝鲜创造条件，这一险恶企图严重损害了中朝两国的安全和利益。 派兵权问题产生于近代，从乾隆晚年至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一般不向藩属国派遣军队。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脱亚入欧，效法西方列强，走向侵略同文同种的亚洲邻国的道路，清政府在朝鲜的军事介入正是这一原因引起的。日本有着崇尚强权，以武立国的传统，试图控制和侵占朝鲜的意识根深蒂固。幕府时期，日本便视朝鲜为向其“入贡”的国家，“这一概念在日本人中相当强烈，想把朝鲜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的情绪，一有机会就要爆发出来”。⑥进入近代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东侵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对外扩张的欲望更为强烈，19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征韩论”。明治维新的重要代表人物副岛种臣更根据顾问美国人李仙得(Charles W.Le Gendre)的方略，主张“攻取朝鲜，以制辽东，攻取台湾以制中国”。把征服朝鲜作为“征服大陆的第一步”，是明治政府“一贯的对朝政策”。⑦ 作为一个重要界碑，1882年发生的壬午兵变是日本对中朝政策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⑧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军事冲突，派兵和撤兵问题的产生，均由此开始。为应对日本，清政府开始派兵入朝。如驻日公使徐承祖所言：“我朝绥抚属藩，向少派兵之举。前因大院君之乱，日本举动叵测，我朝始有派兵镇朝之举。”⑨李鸿章也说，壬午兵变后留兵朝鲜，是因为“日兵未撤，遵旨饬吴长庆督军暂驻，实密谋钳制之法”。⑩利用这一事件，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规定“日本公使馆置兵员若干备警事”(11)，由此获得在朝鲜的驻军权。中日在朝鲜的矛盾，因日本的这一特权进一步加深，清政府此后确立了长期驻军的方针。1882年8月，清廷颁发上谕：“日兵未撤以前，自应留军驻守。”(12)10月，又谕令“朝鲜需兵镇抚，未可轻议撤回”，仍应“留扎防护”，令李鸿章“酌议经久之策”。(13) 由此开始，日本将中日两国冲突升级到军事层面，同时又明确将中国作为假想敌。日本参事院议长山县有朋断定，目前不存在来自欧洲各国入侵的可能性，“日本的假想敌应该是清帝国”。内阁会议采纳了右大臣岩仓具视提出的方案，决定“避免同清帝国直接发生冲突，把各国利权导入朝鲜，同欧美合作，以摧毁清帝国对朝鲜的统治”。日本朝野在中国问题上也达成一致，“只要一涉及外交的目标，政府同自由党之间的距离就消失殆尽了”。(14)显然，壬午兵变后，日本确立了改变中朝间的宗藩关系，为最终控制朝鲜奠立基础的目标。甲午战争时期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说，自1882年以来，“中日两国争执的焦点，已经完全集中于朝鲜”。他坦承，本国政客们所谓日本是“抑强扶弱，大兴仁义之师”的论调言不符实，“他们表面上以改革朝鲜为名，实际上企图逐渐扩张我国的版图”；“以朝鲜成为我国的保护国，使其永远屈服于我国权力之下”；“使其略具一个独立国的形式”，为将来的中日冲突做准备。(15)日本加紧对争夺朝鲜的经营，不仅开始派驻军队，而且还有目的地扶植亲日派，试图通过他们发动政变，清洗朝鲜政府中的亲华势力。 1883年12月，法国发动中法战争，在日本朝野引起强烈反响。外务卿井上馨认为“这是从朝鲜赶走清国势力的好机会”，并“策划对朝鲜采取积极政策”(16)，翌年12月4日发生的甲申政变正是这一政策的结果。日本利用这一事件，继续推动瓦解中朝间宗藩关系的进程，以达到赶走中国势力、控制朝鲜的目的。 甲申政变发生后，鉴于力量不足，日本政府没有选择立即与中国开战的强硬方针，而是根据自己的战略目标，采取更有利于在朝扩张的方针，即通过与清政府交涉，以双方共同撤兵为条件，诱使清政府撤回在朝军事力量，为日本进一步渗透和颠覆朝鲜政府排除障碍。井上馨在政变后赴朝鲜谈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向他下达内训：“为防止今后在朝鲜日清两国之间再生破坏和平事端，有必要设计一个方法，约定两国均撤回驻朝兵员。……如果不同意兵员撤回，适当规划将来于我有利之地位。”(17)随后，日本内阁经长时间讨论之后，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方针。1885年2月7日，天皇颁发和平了结同中国争端之敕谕。次日，井上馨致电驻华公使榎本武扬，下达进行谈判之训令。(18)紧接着，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赴中国交涉，井上馨指示，“于推让之范围内，求得满足我之要求而止，并为将来善后事宜采取协商办法，以期两国人之和平与幸福”。具体要求有二：一是处罚事变时指挥军队的清军将领；二是撤退驻汉城之军队。第一项，“至少罢免其现职，并于照会文书中申明，此乃我必须要求者”。第二项，中日撤兵，“谋求两国在朝鲜交涉善后事宜”。若清政府采纳这些要求，为表示友好之意，“于清国撤兵同时，我公使馆之护卫可一并撤去”；若清政府不予采纳，将“根据各自卫之原则，不得不充分加强驻韩地之兵力”，而“最终难免陷于大局破裂之不幸”。他要求伊藤与总理衙门各大臣反复商谈，“以求两项均得满意之答复，结成条约”。(19)在谈判中，日方将撤兵视为最为重要的诉求，伊藤向李鸿章明确表示，“以撤兵为最要”。(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