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根本性变革，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一个标志性的思想成果。自恩格斯将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总结为马克思一生的“两个发现”之一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围绕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其间虽在一些细节性问题上，始终存有一定的分歧和争论，却不妨碍相关研究者就理论来源、立场转变、阶段划分、标志文献、基本原理、思想价值、现实意义等，达成了关于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较为普遍的共识，不断推动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理解走向深入。当前，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判断，业已在学术界得到了充分肯定。从马克思与其同时代思想家进行论战的角度，深化对唯物史观创立过程的考察，逐渐成为新的研究趋向。上述研究路径绝非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决定性作用的否定，而是一种必要且有益的补充。 近年来，一些经过新的考证和发现的文献及研究成果的问世，特别是对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成员于19世纪40年代发表在《文学总汇报》《维干德季刊》等报刊上的论战性文章的译介，为全面理解马克思以批判他者的方式，所作的关于唯物史观主要内容的正面阐释，提供了翔实而直观的材料。基于对这些文本的系统解读，梳理马克思为清算旧的哲学信仰而同青年黑格尔派进行的三次思想论战，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其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历程，既可以避免只强调文献考据而漠视思想本身的教条倾向，反驳以标志性著作是否有意成书来否定唯物史观诞生地的片面解释，有力地维护唯物史观的合理性，又有助于破除过去如下解释模式的局限性，即忽视马克思的直接批判对象及其观点而“自说自话”，进一步证实唯物史观的批判性，更能够澄清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回到费尔巴哈所实现的“颠倒”之水准的误解，呈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基础和性质，也就是诉诸实践并借助人的实践力量，来解决观念论与实在论之间、唯灵论与唯物论之间的对立，充分彰显唯物史观的超越性。 一、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的三次论战概观 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重要参照系。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青年黑格尔运动在德国思想界极为活跃。恩格斯曾总结说，正像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为法国大革命奠定理论基础一样，19世纪德国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①从积极融入发生分歧再到公开论战、彻底决裂，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复杂纠葛，构成其早期思想演变的一条主线。从这个意义上讲，“复原”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思想论战的具体情形，是把握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重要维度。 当然，这种“复原”并不止于外在过程的再现，更在于内在逻辑的揭示。换言之，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的源起，不完全是预设的理论演进的结果，还包括与同时代思想家进行激烈论战时作出的正面阐释。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对自身思想历程作阶段性总结回顾时说，他一方面经由“副本批判”(国家和法哲学批判)转向“原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得到了用以指导其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即人们通常所讲的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另一方面“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阐明他和恩格斯的共同主张“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现对“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② 从整个青年黑格尔运动来看，其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之间的差异性远大于同一性。在继承启蒙运动的批判精神、超越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旨归、诉诸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崇尚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从黑格尔辩证法引申出革命的和无神论的结论等共同基本特征之外，更多的是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成员在具体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上的相互批判及论争，这从他们各自不同的宗教批判学说中可见一斑。19世纪的德国实行的是政教合一制度，宗教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致全部的现实问题都集中表现为宗教问题。普鲁士政府颁布的书报检查令，又使得马丁·路德改革所争取的作为人的权利的宗教问题，成为极少数能自由讨论的内容。于是，青年黑格尔派聚焦宗教批判问题，以大卫·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发表为标志，经由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施蒂纳的“唯一者哲学”、切希考夫斯基的“实践哲学”、赫斯的“行动哲学”、卢格的“自由哲学”等，开启了从观念自身出发批判和变革现实的思想运动。 马克思的大学时代适逢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勃兴，青年黑格尔派对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塑造曾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自参加由青年黑格尔派主导的“博士俱乐部”起，马克思就因思想活跃而受到该团体成员的高度赞赏，被誉为“思想的牛者”“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③出于对人的自由这一现实问题的关切，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开始分析哲学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他既充分肯定了鲍威尔所作的“批判”，即“哲学转向外部”“使世界哲学化”，④也一度坚信自我意识的批判性，指出可以借助它来消除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从而引导历史发展。然而，马克思并不赞同批判是自我意识的本质要求与内在力量，他认识到精神只有在完整把握外部世界的基础上，才具有改变它的力量。到了《莱茵报》时期，解决“物质利益难题”的探索，促使马克思转变了之前的理性自由主义立场，开始研究具体的现实问题，同时也让马克思与鲍威尔在“哲学世界化”方面的分歧逐渐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