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对历史的认识，均要通过历史编纂者的历史叙事来实现，而历史编纂者在叙事过程中，往往都会采用中心与边缘的视角。这种视角首先反映了历史编纂者建构历史框架的需要，因为在纷乱的历史中，只有有机地突出某些事件而黯淡某些事件，才能在时空的经纬中编织出清晰的历史结构；其次，这种视角能够突出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维度，有些事件因靠近中心而变得意义重大，有些事件则因远离中心变得无足轻重，历史逻辑因此而生；再次，这种视角可以有效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以自我为中心观察他者，或通过他者反观自身，可以将历史发展置于一种关系网络中。 尽管不同时代的历史叙事均有中心与边缘视角，但是定位中心与边缘的标准却不尽相同，并因此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历史范式，揭示出不同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在欧洲古典时代，希腊人的历史叙事以希腊尤其是以雅典为中心来观察外部世界，呈现为某种文明—野蛮范式。尽管人们评价希罗多德能够以相对客观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但他的《历史》仍然呈现的是“希腊人和异邦人”的框架。①在当时希腊人的眼里，异邦人和野蛮人几乎是同义语。亚里士多德似乎认同“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为之治理”。②罗马也是以罗马公民、拉丁人、外邦人来区分帝国内的人群。如果说古典时代的中心与边缘叙事，注重以本国为中心平面地向外推移，如同池中的涟漪一圈圈向外散发，那么中世纪教会则注重立体地整合历史，如同金字塔般向上汇聚，基督教信仰成为历史叙事的轴心，并因此而区分出世俗历史事件的意义大小。因此，“基督教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为基督教信仰提供堂皇的历史背景，确立圣史的主体性和古老性，所谓圣史，也就是犹太和基督教的历史。犹太和基督教的发展成为整个过去历史的主线”。③如果从中世纪教会史的叙事中抽去了信仰，则历史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本文尝试从形式、内容和关系的层面，对教会史学独特的中心与边缘范式进行探讨。 上帝为中心的普世历史建构 历史叙事往往是强势文化主导的结果，表现在强势文化具备构建历史的自觉和能力，而弱势文化常常在与强势文化的关系中才得以进入历史书写之中。进入中世纪后，欧洲明显出现了三种文化，分别是罗马文化、日耳曼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罗马文化并未随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但是其中心转移到了东部拜占庭地区，或者以残存的方式存在于西欧，失去了影响欧洲整体的力量。在史学方面至多形成了以普罗柯比(Procopius)为代表的中世纪历史的东部分支，即使是这一分支，也为东方教父所代表的教会史平分秋色。普罗柯比承袭古典的历史传统，“在呈现方式、材料组织以及语言运用上，都追随古代作家”。④与此同时，拜占庭出现了扎克里亚斯(Zacharias)、安条克的欧瓦格里奥斯(Euagrios of Antioch)等创作的风格迥异的《教会史》。在拜占庭帝国之外的其他欧洲地区，日耳曼蛮族部落取代罗马人而成为主人，建立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王国，但是他们既没有书写历史的传统，也没有书写历史的能力，在文化上反而需要被征服者来滋养，因而在史学上乏善可陈。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又改造了古典文化，同时带有普世观念的基督教，发展成为强势文化。巴耐斯(Harry Elmer Barnes)说：“在中世纪欧洲，僧侣是唯一庞大的知识阶层，而且他们自然是当时的历史学家。”⑤基督教会不仅需要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确立自身的地位，而且还负有将普世基督教向蛮族推广的神圣使命。其中，历史的重新建构成为基督教身份认同和信仰传播的重要一环。基督教会不但具备历史的自觉，也具备构建历史的能力，加上东罗马文化和蛮族文化的局限性，中世纪历史叙事自然进入了基督教的步调，中心与边缘的视角也幻化为上帝与世俗的关系问题。 自教父时代起，基督教会就开始了历史的建构，塑造出一种普世历史框架。这种普世历史不再以世俗国家为界限来区别，甚至不将时间进行阶段性划分，而是将历史体现为上帝在世俗进程中连续展开的过程，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因此，“对信仰者而言，信仰就是同意一项神圣的计划，其中摩西已经写明了它的起源，先知们和复活的基督已经预言了它的结束”。⑥这种历史的认识立刻使古典时代的历史循环论以及其中心与边缘模式变得过时，正如布雷萨赫(Ernst Breisach)所说：“这种对人类事务完全不同的理解，立刻使古典的历史编纂形式难以包容。”⑦这要求教会必须用新的架构来重新整合历史，聚焦于神意逻辑，并集中精力解释和翻译圣经。这种尝试典型地体现在教父时代以对观形式所呈现的历史叙事以及四帝国的编纂框架中。 所谓对观的历史叙事，就是确立以圣经历史为基准的时间框架，把世俗历史以对照的形式纳入其中。这样，各国家和民族平行展开的散乱的历史，便统一汇入了圣经历史的时间之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被有机整合为一体。哲罗姆(Jerome)的《编年史》(Chronicle)是这方面的先驱。以此为起点，教会史学家逐步摆脱了世俗历史的干扰，而将教会的发展变成所有历史的主线，使之成为聚合所有世俗历史的轴心。以攸西比乌斯(Eusebius)的《教会史》(The Church History)为标志，历史转变为纯粹教会的历史，世俗历史的内容只有依附教会史的叙事才有被书写的可能。具体而言，“这部编年史最左边是自亚伯拉罕出生以来的年代，以此为主线，在并列竖行的王朝日期栏里，列举所知的历史以配合叙述或进行事件评判。对应19个主要民族的王朝记录栏，有时出现，有时延续，有时消失，最初有四个竖行，最多时有9个竖行，最后变成单一的罗马栏目。竖行围成的内部空间用来进行简明的历史注释，最初是两页的开面，神圣事物在左边而世俗事物在右边”。⑧尽管攸西比乌斯等人同样会叙述罗马历史的内容，对君士坦丁大帝的描绘有过去历史记述的影子，但是“他们描述这个形象时使用的叙述方法以及分析时使用的资源，与先前的历史学家在描述和解释罗马皇帝的功业和特征时有很大不同。……他们极力用《圣经》中的典范向读者解释君士坦丁统治罗马世界的历史，这是他们与先前的历史学家在解释方法上的最大不同。这样，他们就为一种新的史学编纂类型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种史学编纂类型适时地提供了一种解释过去的范式，其不仅可以用于解释罗马基督教社会的历史，也可以用于解释那些没有伟人可纪念的社会的历史”。⑨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则把这种观念推向了极致。他说：“尽管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国家，人们按不同的礼仪、习俗生活，有许多不同的语言、武器和衣着，但只有两种人类社会的秩序，我可以按照圣经的说法，正确地称之为两座城。一座城由按照肉体生活的人组成，另一座城由按照灵性生活的人组成。”⑩在他的眼里，尽管罗马帝国因为基督教化而不同于其他世俗帝国，但是“罗马始终只是一个尘世中的国家，始终不可能完全消除‘地上之城’的性质。虽然罗马的基督教化已经使‘地上之城’的色彩有所淡化，但帝国决不可能像教会那样，成为‘上帝之城’在地上的显现”。(11)因此，罗马帝国是为了传播福音而存在，并非福音因为罗马帝国而存在，即使所有世俗国家都消亡了，上帝之城仍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