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3)03-0040-14 由英帝国(British Empire)、英国协(British Commonwealth)①及帝国主义(Imperialism)和殖民主义(Colonialism)②等概念建构的英帝国史，在全球中文学界一向被赋予负面定义。虽然欧美学界对英帝国史研究有深刻反省，③但不难发现其反省与中文学界之批评大相径庭。换言之，中文学界的关注点并非英帝国史学家研究的领域。概因在大多数英帝国史学家眼中，除香港、九龙半岛和台湾之外，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任一帝国或国家的殖民地，④所以中英关系史之研究自然从政治外交史的角度切入。⑤但是两岸中文史学界一致认为，中国从19世纪开始历经数次沦为殖民地(或是半/次殖民地)的危机，故而中英或中外关系史与革命史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英帝国史学家而言，中英关系是外交关系；对中国史学家而言，中英关系是中国挣脱英帝国桎梏的革命进程。换言之，英国史学家不将中国带入帝国史研究的视野，而中国史学家对帝国史研究的认知相对片面。这使得英帝国史学体系、理论方法和研究示范无法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宝贵借鉴。 英帝国史的发展进程对全球史、帝国史和中国史都有重大意义。其一，应用在全球史时，可见英帝国与其他帝国的竞合对世界各地历史学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例如：英日二十年同盟、中国五口通商、英德欧陆称霸、英俄中亚大博弈等。因此，把英帝国当成一个国家，是研究19、20世纪全球史的重要途径。其二，作为研究其他帝国历史的比较案例时，英帝国史作为一种跨国、跨文化视野的研究脉络，视野涵盖了英帝国遍布全球的自治领和殖民地。从发展程度较高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到还在赤贫边缘挣扎的索马里，英帝国史学家的视野比起任何研究单一国家或区域的历史学家更为宏观，因为他们必须在宗教、文化和经济的鸿沟中，找寻政体之间的内缘共同性。因此，把英帝国当成一种多元的政体联盟可成为研究其他帝国的借鉴，对帝国史研究提供裨益。其三，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全球化时，英帝国在中国各地的“非正式帝国”的影响力，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不论是中国海关提供的关务便利或是关税收入，还是英商公司在条约口岸推进的城市化发展，都是近代中国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把英帝国当成一个文化、制度的输出源是研究近代中国全球化的重要线索。 如果中国史也想要有英帝国史这般对全球史学家的影响力，就必须加强英帝国史的知识储备。但是英帝国史具体案例研究及理论知识储备在中文学界仍属薄弱。在这种态势下，就以革命史观或中国中心观为例，可能会出现片面诠释：以革命史观而言，中国近代史的演进都是以对抗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为出发点，彷佛19世纪深陷于印度问题的英帝国是个无所不能的上帝，处心积虑地把中国变成下一个印度；中国中心观会则从中国地方秩序出发，常常忽略中国近代史中的外在因素，忽视华洋商会合作和中国海关外籍总税务司署确实推动了19世纪的中国市场与全球整合，土货营销全球打破了全球的贸易壁垒，洋货运遍天下打破了中国各省的贸易壁垒。 反观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中文史学界，则出现了“后殖民史学”的特色。因为后殖民史学通常过于关注殖民地，而忽略帝国本体的复杂性，从而出现“缺乏区域特色”和“斩断历史连续性”两种现象。前者可以归因于研究者过度关注殖民地所在的区域(史)研究，而放大殖民地现代化的成果，将之归功于帝国的贡献。这些现代化成果通常是帝国本体对殖民地进行开发所推动的产业发展，或是为了缓和殖民地反抗情绪而推进的教育启蒙。秉持这种研究路径的史学家，不自觉地与其他研究殖民地的学者推导出类似的论述：帝国与殖民地现代性。这使得不同区域的殖民地史研究忽略了区域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历史面貌。后者则是因为“去帝国化”后，导致忽略外来帝国、原生帝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多重历史联结。这种忽略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外来帝国或原生帝国对某区域(或殖民地)的直接开发或剥削；其二，原生帝国在外来帝国的压迫下，对治下区域(或殖民地)的剥削和转嫁。可见，如果忽视外来帝国或原生帝国的历史脉络，会使得殖民地在19世纪末发生的历史剧变与帝国长期信奉的国际关系和经济理论无法结合，从而产生历史断裂。 虽然革命史观、中国中心观和后殖民史观对英帝国史研究存在或激进、或漠视、或崇拜、或厌恶的倾向，但是不论其情绪为何，历史研究必须要实事求是。要了解清帝国，英帝国史是个无法回避的命题。毕竟，19世纪前期的英、清帝国主导了欧洲和东亚的国际秩序，而19世纪后期，英帝国改变了清帝国的国策。因此，本文对英帝国史的起源和发展逐步梳理，呈现140年英帝国史的学术史脉络。 近年来，中文学界对英帝国史的史学史研究之关注日趋增进。2020年《史学理论研究》的专刊“西方帝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⑥有两篇论文讨论英帝国史，但是对两部影响英帝国史走向的《剑桥英帝国史》和《牛津英帝国史》及其编者，并没有深入讨论。本文将以牛津大学英帝国史讲席教授的设置为切入点，讨论英帝国史的演变与传承，并且分析《剑桥英帝国史》和《牛津英帝国史》的书写时空背景和主旨关怀的差异，最后对《牛津英帝国史》中第三、四册撰写者尤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将英帝国史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进行讨论，辨析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三种范式以及有关非正式帝国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