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辐辏与地域竞争　　

      一、松江地理区域在元末形成文化辐辏

      明代绘画流派的划分多以地域为界，从早期和宫廷绘画关联密切的浙派，到中期苏州的吴门画派，晚期便以松江府区域的“云间派”“华亭派”“苏松派”为繁盛了。相应的，著名画家的荣誉盛名及追随者，也与地域文化的昌兴相关联。明代早、中、晚期的代表画家戴进(钱塘)、沈周(苏州)、董其昌(松江)，可看作是时代潮流中地域竞争的结果。松江绘画在晚明的崛起，有着深厚的社会原因。伴随着地理上的区域独立和扩张，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繁盛，以及与这些因素互为因果的家族的力量。

      (一)地理区域的独立

      明代松江人陆应阳《广舆记》一书，记录了全国的地理风貌，对松江自古以来的建制沿革，简要总结为：

      (松江)周为吴地，吴灭入越、越灭入楚，秦为娄县，地属会稽郡，东汉及魏晋皆属吴，唐曰华亭，属苏州，五代属秀州，元明松江，旧领县三，今领县四。[1]

      陆应阳虽科考失利，但他以古文词见长，犹喜客游，作有《广舆记》《游燕集》，显示了他异于当时科举选才的兴趣所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松江文化的多样性。如陆应阳所说，松江在唐属苏州，五代属秀州。从历史地图的变化可以看到，北宋时期松江仍延续五代时候的情况，属于秀州，南宋时期秀州称嘉兴府。直到元代的至元十五年(1278)建松江府，华亭的地位开始凸显。总的来看，松江曾从属于苏州、秀州，后来从嘉兴府析出，并能和古老的苏州并称为“府”。相对于苏州和嘉兴来说，此时他确实是一个新兴的独立地域。

      松江在明代有华亭县、上海县、青浦县(较晚出现)3县，清初先后又分割出娄县、奉贤县、金山县。从其地理区域逐渐独立、扩大、细分的过程来看，松江的地理形势逐渐和我们现在认识的上海有所贴合了。[2]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元、明是松江地域形成中决定性的时间(下页图1、2)。也就是说，在元明时期它是一个新的区域，同时在地域上一步步独立和扩大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基于地域借力上的文化辐辏，文化自然而然也一步步显示出自己的独特地域特征。

      

      

      (二)文人荟萃和元末松江绘画

      这种地域上的借力，在元代显示得特别清晰，表现为来自周边各地的文人聚集于此。比较著名者如诸暨杨维桢、钱塘钱惟善、扬州路海陵人邾经、台州路黄岩人陶宗仪、湖州路的赵雍、王蒙、长洲宋克、无锡倪瓒、常熟黄公望、江阴王逢、南京马琬及释维则等人。他们在松江或定居，或小住，又与松江的文士交游。

      文徵明在《行书寿梅集序》(天津博物馆藏)(图3)中开列了松江地方的才俊名单，感慨他们虽于战火之中，仍不以时废、不忘学问，其中提到不少避地而来的书画家：

      

      松江在元季时，鸿儒硕彦多避地于此。自铁崖杨公而下，若钱惟善思复、若孙作大雅、若陶宗仪九成、邵亨贞复孺皆杰然天下士。而土著之士则有陆宅之、董良史、卫山斋诸人者皆才隽，喜文雅，游相翼，虽更俶扰，无忘问学，唱酬吟讽，不以时废，风流文雅，照映一时。

      松江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将此事追溯为松江文化的繁盛之始：

      吾松文物之盛亦有自也。盖由苏州张士诚所据，浙西诸郡皆为战场，而吾松稍僻，峰泖之间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荟萃于此，熏陶渐染之功为多也。[3]

      此处所说的“皆为战场”，指的是元顺帝至正(1341-1368)后期的战争，从大都到江南烽火连天。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在高邮称王之后，又来到平江(苏州)，改平江为隆平府。松江当时相对偏僻，既不是张士诚的都城，也不像常州那样是兵家争夺之地。这里除了暂时避乱的文人以外，更有如邵亨贞这样的文人画家。邵亨贞的祖父邵桂子在宋元之际便迁居到松江，其祖母是著名画家曹知白的姐妹。曹知白继承了宋代李成和郭熙山水画传统，并和当时画坛上著名的顾瑛、倪瓒、黄公望等人交往，他的绘画风格对邵亨贞影响很大。同时，“李郭”画风也在松江播下种子。

      周边区域的文人们不时将吴淞山水、“三泖五湖”入画，遂使松江成为文化活动交流碰撞之地。如黄公望的《九峰珠翠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九峰雪霁图》轴(故宫博物院藏)分别为杨维桢、班惟志所绘，正是因为杨、班二人与松江的渊源，黄公望才绘制了松江佘山、白马山等九峰图景，可谓地借人名、人杰地灵。姚廷美的《有余闲图》卷(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马琬的《乔岫幽居图》轴(故宫博物院藏)、张中的《吴淞春水图轴》(上海博物馆藏)(下页图4)、李升的《淀湖送别图卷》(上海博物馆藏)(图5)等，都与松江地域景色有关，给松江绘画形成良好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