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国之于世界”？　　

      作为中国20世纪“新史学”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之一，梁启超写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暨其中最具有“革命性”的表述，是他根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重新界定了中国“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范围，即“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1]。这一论述设定了一个进化论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叙事，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设想为一个独立成长的中国文明的少年，走入“亚洲”和“世界”之丛林，而与之激烈竞争并求取生存的艰难历程，反映了同时期帝国主义环伺下晚清中国的严酷情势和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思想在中国的深刻影响[2]。

      梁启超笔下民族主义的、人格化的从“孤立”走向“开放”和“竞争”的中国与世界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它作为一个历史命题却不尽正确。

      今天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早已证明，“现代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本身即一个“世界性”种族；意味着世界上的全部人种都是约20万年前于东非诞生的“智人”，于大约8万年至6万年前越过大陆桥向世界各地迁徙和播散的结果。[3]换言之，现代人类各种族群均非本地土生土长猿人的后代，而是同一个波澜壮阔的早期现代人类迁徙史的组成部分。这一历程或许还可以借助地球历史上更早时期的大陆板块漂移—碰撞学说来说明，即今天地球彼此分裂的诸大陆(洲)，曾经于远古均从属于一个被称为“潘吉亚”(Pangea)的超大陆。[4]这意味着无论从地理格局还是人类生命而言，世界的整体性均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和前提；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文明的宏观眼光和视野。

      由此产生我们所谓的“中国之于世界”的第一层含义：“中国之在世界”。即一个孤立的“中国之中国”并不存在，“中国”从一开始就置身于“世界”之中；“世界”从一开始就作为“中国”之所以产生意义的语境而存在。从西周的“何尊”到春秋时孔子删定的《诗经》，两周文献中屡见不鲜的“中国”表述[5]，无论其意义是“都城”还是“国家”，均是作为一个表达空间的方位而存在的；而作为空间中的方位，“中国”实际上离不开中央之外的“四方”的界定。这种空间关系的最佳图示，可见于根据《尚书·尧典》绘制的《弼成五服图》(图1)。

      

      所谓“五服”，意味着一个围绕着王都(图中为“帝都”)层层展开的一个同心圆(或方)式结构。其大意是：王都四周各五百里的区域，是叫作“甸服”的王畿所在地；“甸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叫“侯服”，是为王朝诸侯国所在的领地；“侯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是“绥服”，是受王朝文教治理的人民和战士所居之地；“绥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要服”，泛指远离王都的边远地区，也是东方和南方的少数民族“蛮夷”所居之地；“要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荒服”，顾名思义是更为遥远的蛮荒地带，所居的民族为北方和西方的“戎狄”。[6]

      这张“地图”所示的空间关系，一方面，是一幅以周代宗法和分封制度为核心的理想“中国”图景：以层层外围包裹着中央和王都，其从近而远的空间路程，同时也是血缘上的亲疏和认同上的同异关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表征(“五服”同时指血缘关系中的“五族”)；另一方面，图式中的“世界”并没有缺位，表现为环绕着中心的每一方位在每一层序上的展开，其最内层与最外围一样，共享着与外界和他者交接的结构性位置。故图中的层级并非只有所示的五层，而是像省略号那样可以继续向外展开，其与四方的相连，既是“中国”由内而外联通“世界”的方向，也是“世界”自外向内进入“中国”的通道。在此意义上，图式层层套叠的结构可喻为一个并不完整但却可以无限向外编织的网络，它的边界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接而逐渐扩大和延展。

      由此反观梁启超的“新史学”，即可发现他所谓的“世界之中国”，并非只是最晚近的“近世史”阶段的特征，而是包括“上世史”“中世史”在内的中国整体历史的特征。作为文化和空间双重视域的“中国”，正是在与这一“世界”不断交接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

      根据不同时期“世界”的形态，可以将梁启超的“新史学”三段论分别改写为统摄于“世界之中国”的总命题之下的3个子命题：“四夷之中国”“四海之中国”“五洲之中国”，作为经重新阐释的21世纪“新史学”的开端。

      “四夷之中国”

      所谓“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是古代中国对于中原四方所有周边民族的总称。[7]长期以来，该词被认为是位居中原的华夏民族对于四方少数民族的贬称，但实际上，“夷夏”之间边界并不分明。不仅中国历史如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西夏和元与清，有大量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而且20世纪以来的众多研究已经证明，就连华夏文明最为辉煌灿烂的夏、商、周三代，都与四夷民族入主中原分不开干系。[8]正如人类学者张经纬所说，中原其实“不是文明之源”，而是“中华文明昌盛的舞台”[9]；这意味着在中国，始终存在着一个由四方与中央组成的一个动态结构，这个结构犹如一个舞台，永远上演着“四夷”与“华夏”之间彼此互动、活色生香的精彩剧情。在这种意义上，“四夷便是中国，中国亦是四夷”[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