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余年来，中国美学史研究大致在两种范式之间保持了张力：一是概念或范畴史研究，二是思想及文化史研究。鉴于历史形态的中国美学并没有充分实现概念化，而对美学思想及文化的历史描述又难以见出理论努力，所以近年来，一种在两者之间寻求折中的方式开始出现，如关于中国美学的关键词、命题史和观念史研究。与此比较，中国艺术史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加严峻。这是因为，美学史概念体系的缺失尚可以从哲学史中直接借用，而艺术则毕竟又与哲学隔了一层。换言之，艺术固然也可以借助哲学概念建构起理论的历史，但这种历史必然会因为哲学的宏大关切而稀释艺术的独特性，使其仅成为哲学观念的映象形式。同时，与美学相比，艺术在中国历史中的呈现更见散乱。比如，自上古至明清，我国并不存在自觉的“艺术”概念，它可以指琴瑟、音律、书画，也可以指卜筮、方药和相术等。同时，以现代艺术定义反观历史，它的价值定位也存在漫长的分裂和错乱，如诗乐舞长期是贵族性的艺术，很难与建筑、雕塑、绘画之类的百工之艺并置在一起。后来书画因贵族和士夫的介入陆续提升了地位，但由此又导致了相关艺术活动的非职业化，如文人画等。最后，作为理论建设，现代艺术史家习惯于从中国传统艺论中撷取个别词语，然后使其概念化，如先秦的“比象”、汉代的“巨丽”、魏晋的“传神”等，但这些“概念”往往只对时代的局部艺术现象有描述力，缺乏一般性，极易导致对中国艺术精神整体走向的误判。就此而言，如果说中国美学史尚需不断调整研究策略，那么更趋散乱的艺术史可能需要做的工作更多。 事实上，不但美学和艺术史无法借助概念认知其历史，哲学也一样。2019年，赵汀阳在关键词研究视域下，将山水、渔樵等文化意象引入中国哲学史研究。意象这一前概念形式，显然比概念更能呼应中国哲学和美学表意的多元性①。据此，所谓“命题史”“观念史”“意象史”，均可视为对传统概念史研究的修正和拓展。但问题仍不止于此。从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看，一些卓有影响的探讨并不是以规范的思想文本出现的，而更多见于一些日常性的纪事和相关言论中。如林语堂所言，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不是一门科学，而更多是一种艺术。被今人体系化的所谓“美学”和“艺术理论”，其原发语境往往不过是士人“对一次人生遭遇的评论……或对一次春游、一次雪宴、一次月夜荡桨、一次晚间在寺院里躲雨的记载，再加上一些这种时节各人谈话的记录”②。这意味着思想史的呈现更多是事件性的。像《尚书·尧典》里的“诗言志”，离不开舜帝分命九官的历史语境；《左传》里的“季札观乐”、孔子的“与点之乐”，本身就是对一次宴乐和春游活动的记述。就此而言，在中国美学史中，真正形成有效影响的，可能既不是概念、命题、观念，也不是意象，而是事件。 单就绘画看，先秦时期，这类对后世中国画史形成重大影响的“事件”至少有两个：一是见于《庄子·田子方》的“宋元君将画图”③，另一个是见于《韩非子》的“客有为齐王画者”④一节。关于这两次事件对中国艺术史的影响，郑午昌曾讲：“宋元君谓解衣般礴为真画者，尤得画之真解。齐君客谓画狗马难于鬼魅，其言写生画与想象画难易之别，亦甚确切，实启后世论画之先声。”⑤鉴于目前行世的中国美学和艺术史对于“解衣般礴”的讨论已相当充分，本文专论韩非子提出的犬马与鬼魅问题，看这一或真实或源于虚构的画史纪事，到底如何影响了中国传统的绘画取向和价值观。 一、韩非子到两汉：真实原则的奠基及其反题 中国画史上的犬马与鬼魅之论，首见于《韩非子·外储说上》。其中讲：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神，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⑥ 严格来讲，韩非子记述这段战国时期齐王与画者的对话，其用意并不在绘画，而在于借此彰明法家尚实、尚功的政治思想。这和《庄子·田子方》以“解衣般礴”来隐喻道家崇尚自然、自由一样，均不过是作为其政治或哲学观念的寓言罢了。但是，正是这种寓言性质，却标明了一种与其政治和哲学观念相统一的艺术价值观。韩非子认为，在犬马与鬼魅之间，画犬马的难度要远远高于鬼魅，而这种难与易是关乎价值的。从《外储说上》对一系列机巧言辩的批评可以看出，所谓“易”更多指人言论和行为的虚浮无用，“难”则指经过深入思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也就是说，韩非子看似在以中立态度谈画犬马和画鬼魅的难与易，但事实上崇难贬易，即“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⑦。以此为背景，在韩非子看来，犬马之所以难画，原因在于它们直接存在于现实中，画作是否达到了形似或真实，每位观画者均可以凭借日常经验进行检验；鬼魅之所以易画，则是因为它无法诉诸现实经验验证，画家可以任凭想象自由表达。由此，基于法家的尚实、尚用、尚功思想，画犬马的难正关乎艺术的真实性，进而因真实而于现实有用；画鬼魅的易则意味着它与现实疏离，当然也因疏离现实而虚浮无用。这样，犬马与鬼魅就彰显出两种截然对立的艺术取向和价值观，即前者是经验的、真实的、有用的，后者是超验的、想象的、无用甚至有害的。在韩非子看来，正确的取向应该是舍易取难、避虚就实，以现实可验证的形象作为艺术的真正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