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23.04.005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23)04-0042-13 目前，利用生物医学手段来增强人类的尝试在学术界激发了热烈争论。生物自由主义者坚称人类自出现以来就一直在使用各种技术手段来增强自身，并由此成为所谓“万物之灵”。生物保守主义者则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会“改变人性”，也会导致一系列与平等和正义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人类增强的前景必然涉及我们对人性、人类生活以及人类未来的理解，因此其所激发的争议不仅是可理解的，而且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成共识。与此相比，通过生物医学手段来增强人类道德[即所谓“道德生物增强(moral bioenhancement)”，以下简称“MBE”]似乎是不成问题的，有时甚至被作为在其他方面增强人类能力的必然要求：在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中，只在其他方面增强人类而不同时增强人类道德，就不一定能产生道德上可取的结果。实际上，生物自由主义者往往把MBE设想为回应保守主义挑战的一种方式，试图表明这种增强不仅是道德上允许的，也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一项道德义务①。 MBE的可能性取决于一些重要的经验假设，特别是以下两个假设：第一，人类的精神能力(包括道德能力)与人脑的物质功能基础具有重要联系；第二，人类道德心理的核心要素具有生物学基础，因此，通过使用药物、直接刺激大脑、基因修饰和基因编辑之类的生物医学手段，就可以有效地干预人类的道德能力和道德行为。一些经验研究的结果被认为支持这两个假设，例如：葡萄糖可以提高人们抵制做错误事情或者停止去做应当做的事情的诱惑；再摄取抑制剂可以缓解攻击他人的倾向；一种原本用来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可以降低无意识的种族偏见；深部脑刺激可以降低进攻倾向；某些神经反射训练可以提高同情心和治疗反社会人格障碍；对胚胎实施选择性的基因编辑可以提高胚胎成人后的利他主义倾向；胚胎选择或基因工程也可以阻止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形成；一种包含多重基因编辑的人工染色体可以促成一系列伦理美德的禀赋②。然而，即便这些经验证据在某种意义上是可靠的，MBE的可行性仍然取决于两个核心主张：第一，道德能力和道德行为直接取决于人脑中可以定位的功能单元，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先天的或“硬连接的”；第二，常规的道德教育不能有效地改善人们的道德能力和道德行为。 本文旨在表明这两个主张都没有充分合理的基础。为了用一种有利于MBE的倡导者的方式进行论证，在本文中，我将采纳一种道德情感主义的观点，其核心主张是，道德在人类通过进化而具有的情感资源中有其来源，特别是，情感在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为了便于论证，在第一节中，我将概述生物自由主义者对MBE提出的主要论证，以便阐明他们对于人类道德心理的基本看法；在第二节中，我将尝试表明，通过直接调节情感来改进道德行为的倡议不可能实现其拟定目的；在第三节中，我将进一步表明道德认知并不具有MBE的倡导者所假设的那种先天论基础，我们对人类道德的进化以及道德认知能力的发展所持有的深思熟虑的看法并不支持他们对人类道德心理的理解；在第四节中，通过简要地总结本文的论证，我将对人类道德生活的本质提出某些看法。 一、道德生物增强倡议 对人类利他主义的可能性的解释往往是按照群体选择模型提出的。大致说来，群体之间的资源竞争导致了外群体威胁的存在，而为了在生存繁衍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群体内部就会进化出适量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个体。群体选择模型并未明确指出或规定利他主义所能扩展的范围，因为这显然取决于人类生活的社会与环境条件。但是，按照佩尔松(I.Persson)和萨瓦勒斯库(J.Savulescu)的说法，鉴于人类祖先生活的特定环境，人类通过自然选择而产生的道德心理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他们不能重视只是在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第二，他们所能具有的利他主义格外有限，仅限于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或亲密关系的少数人；第三，他们没有能力对更多的人表示同情；第四，导致伤害比允许伤害发生更难得到辩护；第五，他们对一件事情的发生所负有的(因果)责任正比于他们对其发生所做出的因果贡献，因此，在涉及集体行动的情形中，每个人所负有的责任就会被大大削弱[1-2]。他们进一步指出，人类目前所生活的世界在道德上极度令人不安，或是充斥着大量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严重不道德行为，或是集体面临具有灾难性后果的风险，例如大规模种族屠杀、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各种全球性传染疾病，特别是，当今技术的发展使得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很容易制造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假若人类偏狭的道德心理得不到改善，无法有效地消除这些灾难性威胁，那么人类迟早会毁于自己手中。总而言之，人类通过进化而获得的道德心理具有严重缺陷，正是这些缺陷使得人类与其未来发展“不相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