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3)07-0005-19 二战之后，对纳粹德国大屠杀罪行的反思引起了深入而复杂的思考。人们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考“如何过善的生活”。然而，人们也开始思考“如何避免罪大恶极对人类的伤害”的问题，这些思考可被称为“后奥斯维辛哲学”。①直接触发“后奥斯维辛哲学”的事件是1961年4月11日至1962年5月29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法庭对纳粹党卫军上校艾希曼提出“反人类罪”的公诉并判处其死刑。这场“世纪审判”的司法程序早已画上句号，艾希曼案件对人心的拷问却没有结束。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旁听了审判、阅读了案件卷宗之后，写下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份报告在社会和思想界引起激烈的反应。电影《汉娜·阿伦特》对这本书写作的前因后果做了精彩描绘，可惜至今尚未看到思想深刻的影评。 笔者试图从“后奥斯维辛哲学”的视角来评论阿伦特的这份报告，也包括她此前和此后写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反抗“平庸之恶”》。阿伦特首次用平庸之恶解释纳粹战犯“反人类罪”的性质。值得一提的是，她是在针对康德提出根本恶概念的意义上使用平庸之恶这个术语的，而且用“我们不需要黑格尔和否定的力量去联结极善和极恶”一句话打发了黑格尔的善恶观。②她的前辈德国哲学家果真对历史上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当时业已暴露的反人类罪毫无察觉，对人性中极恶的阴暗面毫无思考，或者仅仅作了没有结果的苍白无力的思考吗？让我们反思康德和黑格尔在这方面的洞见与思考，看看他们的思想能否提供比平庸之恶更深刻和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一、平庸之恶能通过事实的检验吗？ 理查德·J.伯恩斯坦编写了一本名叫《根本恶》的书，概述康德、黑格尔、谢林、尼采、弗洛伊德、列维纳斯、约纳斯以及阿伦特对恶的论述，最后对阿伦特的观点做了发挥和总结。伯恩斯坦写道：“阿伦特早先坚持认为根本恶无法用人的可理解动机来解释……但她对艾希曼的描绘却表明他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根据阿伦特的说法，艾希曼的动机既不是盲目的反犹主义，也不是施虐狂式的仇恨，甚至也不是深层的意识形态信念。他的动机是一些最世俗和微不足道的考虑：提升自己的职位，取悦他的上级，证明自己可以又快又好地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动机既是平庸的也是太人性的。”③ (一)艾希曼案例的可检验问题 然而，读到这些论断，人们不禁要问：伯恩斯坦的解释究竟是像阿伦特那样“反抗平庸之恶”，还是为平庸之恶辩护呢？伯恩斯坦以他一贯折衷调和的风格，把康德关于根本恶与阿伦特关于平庸之恶的观点结合起来，他在第一章揭示了“自相矛盾的康德”，而在最后的“结论”中却说，“根本恶与平庸的恶并存”，“善恶之间的选择的根基是不可理解的”，“正如康德给我们的教诲所示，要理解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人意味着什么，这种‘不可理解性’占据着核心位置”。④ 让我们把伯恩斯坦的“不可理解性”改为：艾希曼选择的根基的不可检验性。伯恩斯坦和许多人认为哲学不像科学那样是可以检验的。然而，艾希曼案件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如果只是一个理论问题，那么可以像伯恩斯坦那样旁征博引、随意解释，并用“存在多种类型的恶，它们没有共同本质”“抵制总体性理解”的遁词为“不可理解性”作理论辩护。⑤阿伦特则不同，她始终把艾希曼案件当作一个可检验的实践问题，但得出了缺乏理解力的结论：“恶从来不是‘根本的’，也就是说它仅仅是极端的，既没有深度也没有丝毫恶魔的维度……而当思想开始考虑恶的问题，它便要遇到挫败，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恶的‘平庸性’。”⑥ (二)平庸之恶没有通过事实的检验 阿伦特执着于恶“既没有深度也没有丝毫恶魔的维度”的成见，坚持认为“从苏格拉底到康德，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直到现在，在一点上是一致的话，那这一点就在于，人不可能有意地行邪恶之事，不可能为了恶而行恶”。⑦但就在同一本书里，收录了一篇《审判奥斯维辛》的书评。耶路撒冷审判之后，1963年法兰克福法庭对大约2000名在奥斯维辛犯下罪行的党卫军成员进行审判。记者波恩德·瑙曼(Bernd Naumann)写了《奥斯维辛：法兰克福法庭指控卡尔·路德维希·缪卡及其同伙的审讯》的报道。瑙曼说，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人是“十恶不赦之徒”，是“掌控政策问题的凶手。他们甚至也不是只执行命令的‘体制凶手’”，“毋宁说，他们是些寄生虫和获利者，依附于一个曾经使大屠杀——灭绝数百万人——成为一项法律义务的犯罪制度”。⑧瑙曼揭露了这些寄生虫和获利者邪恶的任性：奥斯维辛是为了那种行政性屠杀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屠杀活动要根据最严格的法律和规章来实施；“然而，从官僚政治的算计中产生的东西却恰好与可预见性相反，它是完全任意性的”，所有的事情“几乎天天都在改变，这依赖于主管的官员，依赖于点名的官员，依赖于一个区的官员，依赖于他们的情绪”。邪恶的体制不是这些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原因在于：“与人们在审判前普遍持有的观点相反，靠各种借口逃离集中营，这对党卫军成员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在奥斯维辛，每一个人都可以自主决定自己要做好人还是恶人’。”⑨总之，奥斯维辛这些恶人的“人性因素”主要是非病理意义上的虐待狂，其次就是喜怒无常。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