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①。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在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在历史唯物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既坚持了“老祖宗”的真理，又不断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学界关于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创新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唯物史观的原创性贡献研究②；二是话语创新的实践基础研究③；三是话语创新的原则研究④；四是历史叙事中的话语创新研究⑤。这些成果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运用唯物史观总结历史经验的成果比较多，从历史经验提炼唯物史观新话语的成果比较少；二是对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标识性范畴研究比较多，学术史梳理比较少；三是方法论反思比较多，总结话语创新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话语体系的成果比较少。本文将在学术史梳理中，总结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创新的基本路径，以期为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启示。 就基本定向来看，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创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原初语境来说，究竟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方法论要求?二是从时代语境来看，新时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哪些新问题，打开了哪些新论域?三是从中国语境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造了哪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新话语?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的讨论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创新的三重路径。 一、原初话语追问中的返本开新 守正才能创新。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创新的路径之一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在马克思哲学思想渊源的论争中，重释唯物史观的存在样态、核心范畴等。 1.马克思哲学思想渊源的新阐释。传统解释一般认为，马克思哲学源于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新时代以来，学界形成了“近康德”阐释和“黑格尔主义”阐释两种路径。“近康德”阐释认为，黑格尔主义的阐释路径是决定论的，陷入了旁观者的立场，因而主张从有限的行动者立场出发，摆脱黑格尔主义“事后”的反思逻辑，走向近康德的“事前”的行动逻辑，将事实性与规范性、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结合起来⑥。“黑格尔主义”阐释路向认为，马克思在社会现实观上直接衔接了黑格尔的思想。黑格尔对主观思想的批判，虽然最终陷入了绝对精神的神话，但对客观精神的阐发意味着走出观念论的迷雾，回到社会现实。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遗产，也是马克思继承黑格尔最关键的地方。 虽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阐释路径并不新鲜。卢卡奇开创了从黑格尔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先河，德拉·沃尔佩学派也曾指出康德是通向马克思哲学的桥梁，柄谷行人更明确提出“透过康德来阅读马克思，同时透过马克思来阅读康德”⑦，但中国学者关于两种阐释路径的论争显然具有中国视角，具有阐释中国道路的现实观照。其一，如何以哲学的方式理解现实。“近康德”阐释强调，从有限的行动者角度理解客观存在的“实际”；“黑格尔主义”阐释强调，现实并不等于现存，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出发，才能真正切中社会现实。其二，如何改变现实。“近康德”阐释强调将事实性与规范性结合起来；“黑格尔主义”阐释强调规范并不外在于事实，外在的规范只能是主观反思。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方法。“近康德”阐释强调发挥规范的调节作用，以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张力改造世界；“黑格尔主义”阐释强调，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并不依托于事实性与规范性的矛盾，而依托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显然，这两种路径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历史道路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走出两种路径的争论需要从中国的历史性现实出发，将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张力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结合起来，将唯物史观的科学逻辑与价值逻辑结合起来。 2.唯物史观存在样态的新探讨。传统解释一般局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讨论唯物史观。新时代以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文本文献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关系、唯物史观的逻辑演变等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这些讨论主要涉及唯物史观的具体化、特殊性和整体性等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了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马克思也明确指出不能超历史地运用这个原理，而要将之作为方法论对具体的社会现实展开具体分析。由此，马克思分析了西欧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和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这就提示我们不能局限在一般规律意义上讨论唯物史观，也不能局限在政治经济学或人类学角度分析马克思的晚期著作，而要从整体上研究唯物史观。 事实上，21世纪初，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研究中，学界就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内在关联论”⑧。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关联。在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方面，学界提出了“相互推进论”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思想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阐释需要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逻辑批判。就生产逻辑(唯物史观)与资本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而言，资本逻辑统摄了生产逻辑，资本逻辑批判为理解生产逻辑提供了钥匙。在《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中，学界提出了“双向构建论”⑩。《资本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运用，而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同样，离开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世界观，就不可能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构成的《资本论》。这些代表性观点为从整体上理解唯物史观的批判范式提供了思想契机。唯物史观的批判范式贯穿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逻辑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生产逻辑批判、《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和晚期东方社会理论中的人类学逻辑(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