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23)04-0125-09 一、问题的提出：从“先验的幻相”到“皇帝的新装” “雾月十八日”本来是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通过发动政变、改行帝制、实行军事独裁的日子，而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的侄子，他是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将“路易·波拿巴”与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对接在一起作为书名，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的政治思想史甚至将波拿巴复辟的社会背景、阶级基础与政治角力等一系列特征命名为“波拿巴主义”，并予以专门研究[1]。但将“路易·波拿巴”与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对接起来也给我们带来了困惑：“这两次复辟是帝制的‘反复’吗?”因为法国大革命经过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之后，却很快就迎来了拿破仑对帝制的复辟；在拿破仑下台之后，即使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并在二月革命之后建立了共和派的共和国，却又在1851年迎来了路易·波拿巴的再一次复辟。这一出历史的“悲喜剧”如“鬼打墙”一样呈现出令人迷惑的“幻相”：历史的发展莫非只是“皇帝”换了一袭“新装”? 正是对历史现象的迷惑不解，不同的人对这种“幻相”作出了不同解释，如雨果夸大了政变主人公路易·波拿巴的能动性，把“小人”写成了“巨人”；而蒲鲁东则将政变描述为历史发展的结果，间接地为政变主人公作了历史的辩护。二者各执一端，似乎均能言之成理，但前者夸大了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后者夸大了历史因果的必然性，因而亟待思想上的突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试图突破这些解释的困局，他拒绝把这一切归结为波拿巴自身的观念、政治谋略与人格，而是试图证明：“法国的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2]580因此，考察马克思如何撕去路易·波拿巴身上的“皇帝的新装”、确立历史的“真面目”、祛除长期附着在历史上的“幻相”与“迷雾”，对于我们确立科学的社会历史认识方法，具有深远借鉴意义。 我们知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论及“先验辩证论”的时候，曾经区分了“先验的幻相”、“经验的幻相(或视觉的幻相)”与“逻辑的幻相(或误推的幻相)”。“先验的幻相”迥异于二者：“先验的幻相”并不是着眼于经验的运用，恰恰是要超出经验的运用的界限，达致一个“全新的基地”，如果说这个界限之内是“经验的领地”，那么，这个界限之外则是“超验的领地”；与“逻辑的幻相”相比，“先验的幻相”并不会随着理性的澄清与揭示而完全消失，因为理性在运用过程中不自觉地使用了一些规则，“它本身基于主观的原理，却把这些主观原理偷换成了客观原理”[3]261，这就产生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幻觉。由于“先验的幻相”绝非空穴来风，也非呼之即去，而是坚硬地依附于人类理性之上，因此，如何为“先验的幻相”划定边界，并将其纳入认识形式之中，便是康德“先验辩证论”部分的核心问题。康德以是否包含经验内容为标准，区分了“先验”与“超验”两个层次，进而对“纯粹理性”展开细致入微的考察，既勘定理性合法使用的界限，防止“先验的幻相”的扩张，又为“纯粹理性的概念”构造了一个批判的形式，这也是康德认识论对人类的杰出贡献。 由于康德的认识论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性反思，这种批判性反思的过程与成果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认识便必然具有典范意义。本文正是从康德的“先验的幻相”与波拿巴的“皇帝的新装”之间的类比切入，首先，以康德关于知性运用的“内在的原理”与“超验的原理”的区分为坐标，考察马克思对波拿巴复辟的“幻相”的批判；其次，以康德所揭示的“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为参照，揭示当时法国“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二律背反”，进一步破解波拿巴的复辟之谜；再次，以康德“先验理念”与“超验理念”的区分为参照，批判资产阶级“人民主权”的虚幻性，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与科学性；最后，以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的批判为参照，结合黄仁宇与杜亚泉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成果，试图确立一个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特征的理论坐标。 二、“流氓”何以成为“英雄”：波拿巴复辟的“幻相” 安徒生在《皇帝的新装》中刻画了两个聪明的骗子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欺骗世人的故事。而骗子能够得逞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构造了一个“怪异的命题”：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他们所编织的衣服。在常识看来，“人能否看得见衣服”与“他是否称职或者愚蠢”，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但只要这两件事情被成功地“嫁接”起来，骗子们就获得了成功。而这个命题一旦得到承认，“衣服”就不再是一件“衣服”，而成为判断人智商高低与称职与否的标尺，在“衣服”身上便附加了一种不该有的“幻相”。而破解这种“幻相”的关键，首先就是要打破两件事之间的关联，即斩断“衣服的漂亮与否”与“人是否称职”两个命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将其视为两回事而决不混淆。 从康德的视角看，骗子们所构造的这个“怪异的命题”恰恰是有意混淆了知性的“内在的原理”与“超验的原理”。在康德那里，“内在的原理”是“完全限定在可能经验范围之内来应用的原理”，“超验的原理”则是“超出这一界限的原理”[3]260。前者是知性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其中，“纯粹的知性概念”可以称为“范畴”；后者则是理性的统一性，包含绝对的无条件者，其中，“纯粹理性的概念”可以称为“先验的理念”。由于理性的统一性是要给知性制定某种确定的统一性方向，其中就包含着知性的统一性所无法理解的东西，但知性对于理性的统一性、整体性与绝对性，却是没有任何概念的。正是在这个意义说，二者不能混同，但“先验的幻相”却总是不顾批判的警告，把我们引向超出范畴的经验性运用之外，这样便产生了一些玄想的定理，并用对纯粹知性的某种扩展的错觉来搪塞应付我们，有鉴于此，康德通过构造纯粹知性概念运用的双层原理，以规范“先验的幻相”的冲动，其用心之良苦、构思之缜密，在认识论中具有永恒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