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多维透视  

作 者:

作者简介:
郗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北京 100872);赵瑞泽,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开启马克思与韦伯思想对话的视野,有助于深化资本主义时空限定性、本质与现象及其发展趋向的理论研究和当代阐释。马克思与韦伯均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透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使资本主义得以在区别于其他文明形态的历史特定性中出场;但是马克思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定性,而韦伯则将这种历史特定性消融于泛化的“资本主义”概念中。进而在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上,韦伯基于理想类型与现象的“双向反思”关系,将“理性化”作为资本主义理想类型的核心特征;而马克思则基于本质与现象的“双向生成”关系,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核,揭示出资本统治下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在矛盾及其“反理性”特征。韦伯针对理性化资本主义背后的理性分裂现象提出了忧思与改良,并在此过程中立足科学与政治的领域差异批评了未能遵循“价值无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韦伯的批评并没有抓住马克思思想本身的逻辑,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是从科学研究本身内在派生出价值规范,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矛盾性本质而对其展开的历史性超越。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23 年 10 期

字号:

      DOI:10.15939/j.jujsse.2023.02.zx2

      深刻把握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敏锐洞察当代资本主义新表现形式、新发展形式,必须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发展过程及当代形式,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研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激活其思想深蕴。同时,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制造“韦伯反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神话,遮蔽了韦伯对马克思思想的吸收和继承关系,这也需要我们在资本主义理论的问题语境中重新探究两者思想的联系、差异以及可能的对话空间。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深刻影响着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法兰克福学派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不断对两者的思想进行“化合”,构成了我们透视当代资本主义新表现形式、新发展形式的重要参考资源。这不仅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面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而不断开放、持续生成的,还因为韦伯对马克思逝世后的资本主义新表现形式如垄断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官僚制模式等的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本文拟立足资本主义理论的问题语境,采用思想对话的研究方法,分别以时间与空间、本质与现象、科学与政治作为切入点,层层深入地对马克思与韦伯的资本主义理论展开比较对话。试图在阐明资本主义区别于其他文明形态的历史特定性的前提下,分析马克思与韦伯在资本主义特性、本质及发展问题上的显著相似与根本差异,进而在此基础上澄清过往学界于两者之间关系问题的种种误解,重新审视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局限,由此深入阐发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和超越向度。

      一、时间与空间:资本主义的出场方式

      资本主义在理论语境中的出场不仅是现象层面的出场,更是本质层面的出场,而资本主义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中显现出来的出场方式和时空限定性,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本质的基础和前提。从时间维度上透视资本主义,马克思与韦伯的研究既呈现出各自侧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又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的连续性,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从空间维度上透视资本主义,无论是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还是在韦伯的文明空间比较中,均凸显了西欧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特性质。两者均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切入,对资本主义展开透视,力图阐明其区别于其他文明形态的历史特定性,进而为其在本质层面的出场创造理论条件。尽管存在着上述的相通性和相似性,马克思与韦伯在对资本主义出场方式、基本概念界定、时空限定性的把握上仍存在根本差别,不可混同。

      (一)时间维度: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

      在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确立问题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1]823;同样,韦伯也将16世纪20年代视为资本主义的启蒙时代,认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直接拉开了资本主义的序幕。从两者对资本主义起源和确立的时间界定来看,资本主义文明距今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然而,这五百余年来资本主义文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在改变世界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历史上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一次转型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彼时的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转向垄断阶段,后者较前者在具体生产形式、具体生产关系形式、组织形式、管理制度乃至意识形态形式等各个方面均有所革新。德意志帝国正是通过这场转型迎头赶上,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那个“哲学同时代人”追赶成了“历史同时代人”。[2]9但遗憾的是,在这场转型方兴未艾之际,马克思便与世长辞了,而那些马克思(1818-1883年)未曾面对过的资本主义新表现形式、新发展形式,恰恰是另一位观照社会发展和文明命运的德国人韦伯(1864-1920年)所正在经历的。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过渡趋势不仅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还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前者表现为,德意志帝国崛起并作为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参与到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中,与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等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这促使韦伯思考民族国家的政策问题。然而,德意志帝国的飞速发展并未使其摆脱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1914年7月,矛盾的空前激化最终导致了一场世界性大战的爆发,这又促使韦伯投身于对战争的反思之中,思考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成熟问题。而后者表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为追求高额利润而垄断精良的机器设备、建立严密的管理制度,使无产阶级的劳动愈发表现出抽象化、去技术化的趋势。结果是资产阶级创造的财富日益增多,但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却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反而因为机器和大工业生产的排挤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这更使韦伯陷入了一种复杂纠结的情绪之中:他既无法否认机器、科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又无法不对机器统治、科技支配下的人类命运问题感到担忧,正如他所感慨的那样:“外在之物只应‘像一件可以随时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披在圣徒肩上’。但是,命运却注定了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笼”[3]326。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