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基于个人境遇的起伏、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对先前理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考察，阿尔都塞对唯物主义的理解逐渐发生了转变，提出了一种“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我认为‘真正的’唯物主义，最适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偶然的唯物主义。”(Althusser，2006，p.256)“我们将表明把相遇的唯物主义命名为‘唯物主义’只是暂时的，目的是提出它对任何关于意识或理性的唯心主义的激进立场。”(ibid.，p.189)阿尔都塞创新性地将唯物主义范式从科学主义倾向转换到“偶然相遇的”倾向，这既是对以意识哲学为代表的同一性学说的深度反思和批判，更是对客观现实性的进一步聚焦和关切。值得注意的是，精神分析学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精神分析学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偶然的唯物主义”的形成，即精神分析学愈益凸显的人本主义特征，促使阿尔都塞持续地接受精神分析方法的濡染，从而带动其思想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另一方面，这种唯物主义观的改变直接影响了阿尔都塞对精神分析学(尤其以拉康为代表的流派)的判断，即从高度肯定精神分析学的科学性转向对拉康精神分析之形式主义的批判。 尽管学界关于阿尔都塞晚期的“相遇的唯物主义”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却相对忽视了其唯物主义思想与精神分析学的多重联系，更鲜有论者将这些联系作为阿尔都塞思想转变的重要参考来加以讨论。目前这种研究状况已得到部分改观，阿尔都塞唯物主义思想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然进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野。(see Gillot)。不过，就精神分析对阿尔都塞哲学的影响而言，学界依然主要聚焦于精神分析对其意识形态理论的启发和构建作用(参见卢毅，第129页)，而较少涉及阿尔都塞的思想转变这一系统性问题。譬如，学者们更多地通过理清阿尔都塞与伊壁鸠鲁、斯宾诺莎等人的思想史线索来呈现阿尔都塞的思想转变，却严重忽略了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参见戴维斯，第81页)对此，笔者认为，精神分析不仅深刻地影响了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思想进程，更成为理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参考。一方面，以精神分析的视角呈现阿尔都塞晚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创造，能够清晰地再现阿尔都塞的思想图景及其内在逻辑；另一方面，“相遇的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双重线索能够为理解和反思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提供一种新的诠释路径。 基于以上思路，笔者首先从阿尔都塞理论转向中的精神分析要素入手，理清阿尔都塞对精神分析学判断的转变(包含对拉康的批判)与“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倾向之间的思想关联；其次聚焦“主体”概念及其变化，揭示精神分析学与唯物主义的深层互动关系；最后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对这一理论现象及其当代效应进行反思和批判。 一、阿尔都塞唯物主义观与精神分析观的互动 在阿尔都塞的思想进程中，精神分析学以不同的方式(或角度)对“偶然的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着影响。譬如，作为理论素材，精神分析在“多元决定”(surdétermination，德文对应词为Uberdeterminierung)等概念的使用上暗示了唯物主义的“偶然”向度；作为理论对象，阿尔都塞对精神分析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研判，则直接体现了“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诸多细节和特征。 (一)多元决定理论：偶然性转向的前兆 我们知道，对同一性和思辨神话的批判贯穿于阿尔都塞哲学的始终。他在20世纪50-70年代曾借用大量的精神分析概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保卫”和辩护——他所“保卫”的主要就是马克思哲学中对思辨的主体哲学(以及基于这种理性传统的一切现代思想)的批判和革命态度。在他所使用的概念中，“多元决定”同其晚期对偶然性的强调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呼应关系。“多元决定”最初是弗洛伊德在阐释梦的移置和凝缩机制时所使用的术语：“梦的内容的每个元素都是被多元决定的。”(Freud，p.301)阿尔都塞受此启发，将精神分析的“多元决定”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了“结合”。在对列宁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进行表述时，他着重强调了“矛盾”与“矛盾作为‘结构’体系中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分析具体的革命实践形势的重要性，亦即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 在阿尔都塞早期的科学认识论的语境中，其结构化的科学观为论证马克思主义及精神分析学的科学性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认为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就科学性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的。然而，如果我们进入晚期阿尔都塞的语境并搁置“辩证法”“矛盾”和“结构”这类理性化的术语，那么“偶然性”便会在“多元决定”的“事件”的“汇合”(rencontre)和现实的“形势”(conjoncture)中浮现出来。换句话说，面对相继出现的作为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事件和情境，“偶然性”是隐匿的还是显现的，其实就在于是将这种“多元”进一步统摄为一种“决定”，还是单纯地叙述为一种状态。沃伦·蒙塔格(W.Montag)形象地将这种现象称为“结构”与“表现”(Darstellung)的难题：通过对斯宾诺莎“总体性”概念的回溯，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进一步对马克思所使用的“表现”概念进行了探讨，以描述性的“表现”或“效果”重述了“多元决定”的“结构”。(参见蒙塔格，第149—151页)“效果就是结构的全部实存……除了效果，别无他物。”(Althusser，et al.p.65)在这种拒绝结构化的对“总体”的强调中，“结构”已然面临着向偶然性裂解的局面。在《相遇的唯物主义潜流》中，我们能够发现颇具“多元决定”色彩的表述：“相遇只有在对象的系列之间才能发生，这些对象的系列是几个原因系列的结果——至少需要两个对象的系列。”(Althusser，2006，p.193)既然这种“相遇”是“偶然”的，那么“相遇”的发生显然就不能被归结为某一或某几个确定的原因。换句话说，“偶然的相遇”势必无法继续以理性化的结构因果论为基础，其具体原因一定是“多元”且难以被“理性”所真正把握的。因此，我们便可以在“相遇的唯物主义”中发现“多元决定论”的意味。不同于阿尔都塞早期通过矛盾分析法来阐释“多元决定”，其晚期关于“偶然相遇”的“多元决定”显然进一步脱离了类似“多个矛盾的综合”的理性化表述，甚至主动肃清了“矛盾”这一在其早期哲学中颇具分量的概念。“矛盾是个意识形态概念，它和肯定的辩证法(一些‘规律’)一样可疑。”(阿尔都塞，2017年，第120页)如果说阿尔都塞早期的“多元决定”更加强调矛盾结构的非单一性、非还原性，那么其晚期“偶然相遇”的“多元决定”则进一步消解了作为总体结构的“元”，转而强调一种斯宾诺莎意义上样式的“多”。在这种“相遇”中，重要的不再是确定相遇的缘由，而是确定相遇本身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