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和青年的关系建设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重点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①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在社会治理的新格局下，如何通过参与的有序化提升青年“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参与能力非常重要。 政府回应是良好治理的基本原则(俞可平，2002)，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应该是“回应性政治”(闫帅，2016)，政府回应性是探索政治制度本质的重要路径(孟天广、李锋，2015)。过去二十多年来，政府对话回应成为“政府—公众关系”研究和实践的核心(Song & Huang，2020)。政府对话回应可以在青年中产生“政府非常在乎青年意见”的积极看法，有利于增加政府和青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接受，对促进良性的“政府—青年”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现有研究认为，政府对话回应可以促进公众和政府的良性关系，因而其结果往往是积极的。很少有研究关注政府对话回应的局限性及潜在的负面结果。在探讨政府对话回应的积极效果时，大多数研究几乎都围绕政府对话回应是否能够促进政府信任、政府满意度这些议题。然而，仅仅依靠分析政府对话回应对政府信任和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就断定其结果是积极的论断有失偏颇。 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重塑了青年社会参与的新格局。不同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为青年提供了多种与他人在线或离线互动交流的方式。社交媒体不仅在青年日常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也被各种组织用于创造社交空间、建立声誉(Colicev et al.，2019)。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政府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多方位对青年进行回应。 频繁接触不同社交媒体可以提升使用者对某些相关主题或现象的认同(Cheng et al.，2016)。“志同道合者”更倾向利用社交媒体相互交流。不同社交媒体的使用方式和水平存在“政治效应差异”(Dimitrova et al.，2014)。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和水平也可能会影响政府对话回应的结果。 由此，本研究分析不同社交媒体交际使用水平下，政府对话回应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青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不仅可以突破只通过研究政府对话回应对政府信任、政府满意度的影响而断定政府对话回应一定具有积极结果的局限性；同时，分析不同社交媒体交际使用水平下政府对话回应如何影响青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利于探讨政府对话回应结果的多维构成。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对话回应与青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根据不同视角，可以把政府回应分为不同类型。根据政府回应时的态度和策略，可以把政府回应分为说服回应、对话回应等(Toledano，2018)。 可以看出，政府对话回应②只是政府回应的一种类型。皮尔逊(Pearson，1989)认为，对话沟通意味着组织愿意将其公众视为平等的沟通对象，而不是靠有力的信息说服他们。本研究将政府对话回应界定为：在对公众进行回应时，政府愿意将公众提升到平等的交流地位，而不是将公众视为需要说服的对象；对话回应的目的是发展政府和公众的相互理解，促进公共利益。 政治参与可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参与投票、选举等政治活动，参与规则的制定更多取决于政府机构和政治制度。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更广泛的活动，如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表达意见等，参与规则的制定更多取决于试图影响特定政策变化的普通公众(Hooghe & Marien，2013；Zhang & Lin，2014)。 一般认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破坏性的参与形式，因为它降低了公众获得感(汤峰、苏毓淞，2022)和政府信任(Hooghe & Marien，2013)；向政府提意见等行为意味着可能挑战政府合法性，进而扰乱社会秩序和稳定(Zhang & Lin，2014)。此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动机主要是基于个体对政治的兴趣和关照。研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可以更好理解青年如何参与、如何与政府互动。 探讨政府对话回应对青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是一个可以从“社会、政府与个体”角度衡量政府对话回应结果的综合指标。如果政府对话回应降低青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说明政府对话回应的结果是积极的，政府采取对话回应的方式是可取的；如果政府对话回应增加青年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说明政府对话回应的结果是非积极的，政府采取对话回应的方式是不可取的。 一些研究分析政府对话回应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和公益参与的影响(Cooper et al.，2006)，但很少分析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话回应的及时性和透明度会削弱公众在中国大陆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Huang et al.，2020)。除了及时性和透明度，政府对话回应的操作化维度还包括尊重、同理心等，这些维度和及时性、透明度具有相同的政治效应。通过对话回应策略，政府可以展示其对青年需求、愿望、利益的关心，从而使青年对政府产生强烈的满足感，令他们相信政府有能力解决问题，降低他们对政治事务的焦虑，也会相应降低青年“冲突性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