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儿童”到“童年生活”

作 者:

作者简介:
欧阳小蝉,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录护,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少年儿童研究

内容提要:

童年研究历经传统研究范式到新童年社会学的变迁。以心理学为主导的传统童年研究围绕生物属性的个体儿童,探究其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出儿童参与童年研究的必然趋势,为童年社会建构论和童年权利话语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新童年社会学脱胎于传统童年研究,以建构论为立场,关注童年生活,对传统研究注重挖掘儿童潜力、由成人主导童年话语和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童年模式展开批判,积极呈现有主体能力的儿童和多元流变的童年,赋予童年无限可能性。新童年社会学虽未摆脱西方二元论与激进建构主义思想,但其以儿童为主体的研究方法有助于重识儿童—成人的边界,实现儿童、童年的再定义;伸张儿童社会政治主体地位促进了对儿童劳动权和教育权的反思,对当代童年建设意义重大。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3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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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是人生通向成年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生命经验的一种可能性,是实现转变、在世界中产生不同或者新事物的条件[1]。作为实践理性的童年研究,其目的不在于建构一套绝对的儿童发展的理论框架,而在于对真实的儿童生活有所助益,即致力于消除社会生活中儿童遭受的压迫以捍卫儿童的权利。传统童年研究单一取向的儿童观无疑会助长实际生活中的争端,因此童年研究面临一个严峻的范式转换问题,即从追寻本质的、理想的儿童转向关注童年生活。然而,受西方二元对立思想影响,范式转换重批判轻传承,聚焦童年生活的新童年社会学既未理清传统童年研究范式、忽视新童年社会学与传统童年研究之间的关联,亦对新童年社会学自身的问题关注不足。传统童年研究是新童年社会学生长的土壤,新童年社会学则是其未来发展的延续,厘清二者的关系,不仅能够拓展人们对新童年社会学的认识,促进童年研究的发展,也可以为童年建设提供重要参考与借鉴。

       一、传统童年研究:跨学科流动的“个体儿童”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霍尔(G.S.Hall)发起儿童研究运动,旨在“确定从古代到现代教育实践中最好、最正确的特征,使人们的教学符合由儿童自发兴趣决定的儿童成长的自然阶段”[2]。传统童年研究在这场运动中应运而生,致力于探索儿童成长的客观规律,形成以心理学为主导,链接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的庞大体系。

       1.心理学的研究范式:结构主义、进化论与生物性

       儿童心理学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探寻儿童心理发展的普遍规律。达尔文曾预示心理学将稳固建立在智力和智能必由梯级途径获得的基础上[3],即承认人类心理发展呈线性态势。儿童心理学正是如此,一是认为个体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线性化发展,其中蕴含着前因后果的逻辑,即个体前面阶段的发展障碍会引发后面阶段的发展问题。这集中体现在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治疗成人心理问题需要追溯其童年的成长经历。二是所有理论均将个体成长重心置于生命早期,认为生命后期不过是早期的展开而已,正如精神分析的经典名言所言,“有人用童年治愈了一生,有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生命后期的理论分析意义并不大。

       童年重心与线性发展观为儿童心理学界所公认。然而,随着皮亚杰与维果斯基对个体发展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产生分野,儿童发展出现外化和内化两条解释路径。皮亚杰奠定了传统范式重个体思维内在结构的主基调,提出儿童发展是认知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的线性变化过程,是个体内在结构在社会环境中外化的结果;童年无非是认知结构外显的自然阶段。维果斯基的研究则坚持唯物主义导向,成为整个儿童研究的基石。其强调儿童要发展成人,离不开必要的社会环境,高级思维的获得是儿童将环境内化的结果。个体发展的解释从外化走向内化表明儿童不仅是自然的产物,也是环境的产物,儿童研究已从最初的生物性中划分出社会性领地。

       总体上,传统童年研究的心理学视角通过结构性、进化论等逻辑展示生物生长的客观性,但是结构生成的互动性、发展的动态性为儿童发展的多样性与变化性埋下伏笔;同时,儿童心理学途经儿童与环境的建构性互动,也为社会学、教育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2.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建构主义、多样性与文化性

       不同于儿童心理学关注儿童发展的内在机制,社会学将社会文化环境置于童年研究的核心位置,探讨儿童社会化的环境作用机制。

       玛格丽特·米德(Mead M.)关注社会文化环境对儿童人格的塑造,作为生物决定论的坚决反对者,米德积极倡导儿童发展的文化决定论。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米德指出萨摩亚女孩性情温和、情绪稳定,没有美国女孩的焦虑、压抑等心理冲突,这源于萨摩亚人强调随遇而安而非竞争、冲突的社会文化[4]。此外,男女气质差异也并非如弗洛伊德所主张的由生理解剖特征决定,而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如在阿拉佩什,温情教育并不强调性别差异,男女都是“母性的、女子气的”,而毗邻的蒙杜古马人由于冷漠轻率的儿童养育方式,导致无论男女都表现出文明社会公认的好斗、粗鲁等“男性”气质[5]。可见,社会文化对儿童的塑造力量是异常强大的。一个人不可能试图通过让学龄儿童接受其父母根本不能容忍的新行为模式来改变他们身处的社会[6],儿童人格发展的多样性必然受限于成人设定的方向。

       功能主义社会化理论关注学校教育对儿童社会化的引导。社会化就是个体从生物过渡到社会成员的过程。涂尔干在《道德教育》中指出儿童具有脆弱性和可变性,学校不仅可以保护儿童,而且可以培养儿童的纪律精神、自制精神和知性精神,使他们将来具备职业伦理、公民道德和公共精神[7]。帕森斯则认为儿童对社会具有潜在威胁,成人须积极地向儿童施加控制以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制度化的学校是规训儿童的最佳场所。涂尔干、帕森斯均认同学校教育对于塑造良好社会公民的重要意义。

       可见,社会学视角的童年研究范式突破了生物决定论的限制,揭示了外在环境对儿童社会化的重要作用。然而过度强调文化环境可能导致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忽视儿童的自然性,因此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成为教育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3.教育学的研究范式:个体主义、自然性与社会性

       教育学视角的传统童年研究以个体主义为指导思想,主张在尊重儿童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建立儿童个体与社会群体的紧密联系,进而实现个人社会化,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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