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是一个深度科技化时代，人的各方面生活无不受到科技的调节与影响。202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①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科技哲学前沿理论的科技伦理内涵，将为我国科技伦理治理提供建设性思路。荷兰学派的“道德物化”理论近来在技术哲学研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将从科技审度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理论，进一步探究其科技伦理蕴含。 一、“道德物化”及其科技伦理进路 “道德物化”指的是把道德嵌入技术人工物中去，通过技术的设计、使用和广泛布置，来使得人们按照道德的期许去行动。②“道德物化”理论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技术哲学史背景。 从技术哲学史角度看，德国学者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常被认为是技术哲学第一人。他率先专门且系统地讨论了有关技术的哲学问题，指出技术是人的器官的投射与延伸。③这样看来，技术本身无善恶，善恶取决于使用者的意图。技术中立论在当代技术哲学家中仍有回响，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科学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约瑟夫·皮特(Joseph C.Pitt)就明确持此立场。④从这一视角看，科技伦理问题在此被还原成了简单的技术后果评估思路。 与这一思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学者诸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艾吕尔(Jacques Ellul)等将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批评，不再将技术简单看成中立工具，常持笼统的悲观论调。雅斯贝尔斯认为技术将生活同质化；现代技术使得生活中充满一模一样的商品，人失去了个体性，堕落成了庸众。⑤海德格尔将前现代和现代技术进行了区分，指出前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一种“带出”，而现代的技术本质是“集置”，它将万物包括人都当成“持存”以随性取用。⑥艾吕尔将现代技术看成系统与环境，认为技术环境会自组织，不断扩张，带有一定的技术决定论色彩。⑦这些宏大视角的技术批评在技术中立论视角之外提供了补充性思路。 随着现代技术品类的大发展与高度装置化，技术对人的影响变得异常复杂。宏大批评无法为理解技术现实提供必要资源。逐渐地，西方技术哲学家不再将技术当作铁板一块考察，而是对具体的技术品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美国技术哲学家伯格曼(Albert Borgman)利用“装置范式”这一概念，延续现象学批评说明了当下技术对生活意义的影响。⑧马尔库塞的学生芬伯格(Andrew Feenberg)从社会批判理论角度讨论了技术的政治属性。⑨政治科学研究出身的温纳(Langdon Winner)则专门讨论了技术物可能内嵌政治性，鲜明地驳斥了技术中立论。⑩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结合现象学严格的分析方法和实用主义有关经验的概念发展出了后现象学，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技术如何调节人的知觉，以及调节后的知觉差异如何带来特定的科学发现。(11)这些努力都不再笼统地批判技术，而是试图澄清具体技术利弊共生的复杂样态，这被荷兰哲学家、特温特大学原哲学系主任汉斯·阿赫特豪斯(Hans Achterhuis)称为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12) 经验转向后的技术哲学研究体现出几个鲜明特征：首先，它不再将技术看作铁板一块，看作纯粹负面的、自主的力量。实际上，具体的技术完全可能提高人的福利水平，将人从辛劳中解救出来。其次，经验转向后的技术哲学家们大都非常了解技术的工程特性，有能力打开技术黑箱，就非常具体的技术对人的影响提出反思。荷兰学派的“道德物化”作为一个经验转向后科技哲学研究的新鲜思路引起了广泛关注，逐渐在科技伦理研究中产生广泛影响。 “道德物化”认为技术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具有价值敏感性，道德也不单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一种实践性自我立法活动。说明“道德物化”理论最常用的例子是汽车减速带的设计。在学校路口应减速慢行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要求，但在实践中常常遭到违反，不少司机仍然不愿降低车速。这一情况仅靠道德训诫、安装醒目告示牌都无法得到充分解决，设置减速带后倒是立竿见影。减速带通过其物质性对司机的驾驶行为造成了规训，其中内嵌了降低车速、安全驾驶的价值。可见，道德通过技术物的设计、布置和使用而被实现。“道德物化”将伦理审查从技术的后果评估前移到技术的设计慎思阶段，将科技伦理从消极的审查清单表转变为积极的操作性思路。“道德物化”在国际技术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内学者也分别从“道德物化”的起源、理论进路和应用效果等方面针对这一思路进行了较为具体的介绍。(13) “道德物化”一词最早的提出者是荷兰一位具有强烈左翼倾向的公共知识分子汉斯·阿赫特豪斯。他特别关注技术物质情境对人的影响，其思想受到不少学者的影响。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阿赫特豪斯物质文化批评的重要思想资源。(14)福柯则从主体驯化角度考察了监狱等物质条件对人的主体性的影响。(15)伊凡·伊里奇指出现代社会的科技工具变得高度封闭，普通人完全无法自由获得发展的必要资源，工具的垄断造成持久的奴役。(16)阿赫特豪斯早期从事乌托邦研究，他认为历史上不少乌托邦都以失败告终，但当下人类正生活在科技乌托邦中。受到马克思、福柯和伊里奇等人的影响和启发，阿赫特豪斯认为有必要认真考察科技物质情境对人的主体性的影响，进而提出了“道德物化”思路，但并未发展成系统理论。(17) 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系统地发展了“道德物化”理论。(18)维贝克主要继承了唐·伊德发展起来的后现象学技术哲学，以此来澄清道德的“物化”是如何可能的。后现象学理论系统地考察了技术如何调节人的知觉，进而影响人的认识实践活动。(19)这一研究作为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一支，着重考察实验室工具对科学认识的构成性影响。维贝克对这一思路做了规范性转换，着重考察技术人工物对人的道德行为的调节作用。他指出人的道德决策也时刻都受到技术人工物的调节，并非纯粹是一种人脑的活动，不能简单还原成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