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化成为日本社会的首要任务，这一点也反映在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领域，即要求清算皇国史观。1951年，日本在高中社会科科目中将二战前的东洋史和西洋史融合，设立了新的世界史科目。①世界史学科的设立对相关的历史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探究新的世界史理论在战后初期成为日本史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饭塚浩二是二战后日本积极探索世界史理论的诸多学者之一，不过他本人并非历史学专业出身，而是近代日本人文地理学从战前到战后发展转变的关键人物。饭塚浩二受到法国地理学派代表人物维达尔·白兰士②的影响，重视人文地理学中的社会和历史因素。他从地理学视角研究世界史理论，不仅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东西文化对立的世界史认识，同时正如维达尔·白兰士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那样，③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也促进了战后日本世界史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因此，考察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对加深关于日本学界世界史研究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目前，学界对于饭塚浩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在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历程及相关成果和贡献方面。例如，冈田俊裕不仅探讨了饭塚浩二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带入地理学史研究中引起的变化，而且梳理了战争期间饭塚浩二的学术活动，并进一步考察了饭塚浩二的战后言论和他的亚洲观。④与此相比，关于饭塚浩二世界史理论的研究则略显不足，缺乏系统性的论述，主要散见于一些零星的研究之中。例如，水津一朗的《饭塚浩二与人文地理学》一文，除了指出饭塚浩二在人文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外，也指出饭塚浩二的一些研究具有试图通过对地方性的强调构建多元世界史框架的意味。⑤成濑治的研究则对战后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有所涉及，分析了饭塚浩二关于“亚洲停滞论”以及亚非两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等方面的论述。⑥本文旨在结合学界已有研究，梳理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探究其阐释背景、分析路径以及相关内容和特点。 一、饭塚浩二世界史理论研究的发端 饭塚浩二于1906年出生在东京，父亲饭塚启是著名的动物学家。1930年，饭塚浩二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成为该部的助教，随后他的研究方向从经济史转向地理学。⑦正是在这个时期，饭塚浩二接触到维达尔·白兰士的《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写出了论文《历史与人文地理学——维达尔·白兰士的见解》。饭塚浩二赞同维达尔·白兰士立论于生物生态学的观点，认为要改变以往机械地理解人地关系的地理学，必须引入生态学。⑧在后来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他对历史学的强调很大程度正是出于对机械理解人地关系的不满。1932年，饭塚浩二前往法国索邦大学留学，研习德国和法国的地理学说与生态学说，撰写了《地理学史的诸问题》等文章。留学期间，饭塚浩二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层认识，他意识到，被视为统一的西方文化实际上具有丰富的地方性，并且那些被视为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实际上只是特定地区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文化而已。⑨在欧洲学习两年后，1934年饭塚浩二经由美国回到日本。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饭塚浩二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法国的人文地理学为主，相继翻译了白兰士的《人文地理学原理》和吕西安·费弗尔的《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等著作。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饭塚浩二作为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投入日本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构建之中。(11)饭塚浩二1941年任教于立教大学经济学部，1943年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二战后成为该所的所长。1967年，饭塚浩二退休后成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1970年因尿毒症于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逝世，享年64岁。 饭塚浩二早期的学术活动，是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大肆鼓吹东西文化对立的背景下进行的。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曾指出，近代以来日本与“世界史”的关联有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始于19世纪50年代，“东亚”逐渐被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日本则通过“世界史”的图景将自己塑造成近代国家；第二个时期始于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为“世界秩序”的重要成员和积极参与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至1945年战败，日本一直尝试构建新的“世界史”和“世界秩序”；第三个时期则是二战后。(12)在第一个时期，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将当时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了文明、半开化和野蛮三类。他主张，处于半开化和野蛮状态的国家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并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13)福泽谕吉针对日本的现状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方针，要求在追求西方价值观念的同时与亚洲所代表的“落后”观念决裂。 与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不同，强调重视亚洲本土价值理念的声音在日本也一直存在，冈仓天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被认为是代表近代日本对亚洲截然不同态度的两位思想家。(14)福泽谕吉对“亚洲”的批判是极其明确的，对他来说“文明”才是唯一的价值，“亚洲”作为“文明”的对立面是反动价值的象征。(15)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声称：“尽管亚洲的简朴生活与欧洲的蒸汽电力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亚洲并不需要在这一点上感到耻辱”；(16)他强调：“今天的日本已经被大量的西方思想所搅扰，所以，日本在维新的同时也应该回溯过去，在那里寻求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新的活力”。(17) 日本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进一步鼓吹东西方文化的对立，自以为是所谓新的东方文化的代表。例如在侵占南京后，日本不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还大肆宣传所谓南京的陷落是东洋史和世界史上“新的一页”，宣称“西方文化的原理正在失去光芒，而新的东方文化正在照亮世界”。(18)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日益加强东西文化在价值对立方面的宣传，强调世界混乱的根源不一定是国家利益的对立或单纯的民族感情的冲突，而是深层的思想对立和世界观的矛盾，由这种矛盾和相克而来的生死决斗，就是世界大战的真相。(19)日本与美国的对立便是东洋文化的代表与西洋文化的代表之间的冲突对立。(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