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1/2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建立了以雅典为首府的东部希腊城市同盟——泛希腊同盟。同盟随后成为希腊自我认同的典范，也是希腊人参与罗马帝国行省治理与获取权力的一种途径。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对泛希腊同盟的设立者、成员、职官与作用，以及希腊本土城市如雅典、斯巴达等在同盟中的地位，进行了探讨。法国学者格兰多(Paul Graindor)在1934年出版的《哈德良时期的雅典》(Athènes sous Hadrien)一书中利用铭文材料讨论了哈德良时期雅典的制度与城市建设等问题，其中一些铭文涉及泛希腊同盟的职官。①奥利弗(James H.Oliver)在1970年出版的专著中，第一次系统整理了与泛希腊同盟相关的铭文材料，分析了同盟的性质、活动与作用。奥利弗认为泛希腊同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y)，为希腊精英阶层提供了职业晋升、与罗马社会建立联系的机会。②随后，斯波弗斯(Antony Spawforth)和沃尔克(Susan Walker)聚焦同盟的政治与文化特性，细致地分析了同盟的组织、性质与职官，讨论了雅典、埃琉西斯、斯巴达等城市的公共工程。③ 近年来，学者们更多地聚焦入盟资格“审查”中体现的希腊族群认同，也就是说城市在正式被接纳为成员前，需要证明自己的希腊谱系。母邦与子邦的移民关系成为对某一城市“真实的”希腊身份进行合法化的依据，无论这一关系是否有历史依据或是人为建构的。④与之相对，另一部分学者强调“文化”在定义泛希腊同盟希腊性时起到的作用。他们认为有意入盟者首先需要认同雅典、斯巴达、阿尔戈斯等位于希腊本土地区并在古典时代享有卓越声名的城邦的文化优越性，在做出这一让步后，城市的希腊起源才成为入盟的手段。⑤在2012年出版的专著中，斯波弗斯综合了前面两派的观点，试图从“自上而下”的角度重新解释泛希腊同盟中体现的希腊认同。⑥无疑，泛希腊同盟也为研究罗马帝国时期希腊认同的构建与转型、中央与地方关系、古典文化在罗马时代的接受与复兴，提供了重要材料和依据。 此外，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认同继承了古典和希腊化时代的特点，也演变出了一些独特的时代特征。现有对罗马时期希腊认同的研究多与其他问题如罗马帝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罗马与希腊地区的文化互动有关，其中的一个研究主题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认同是否延续发展了古典时代的血缘和文化认同，这也体现在前述学者对泛希腊同盟的研究中。⑦而罗马帝国和希腊世界如何策略性地运用希腊认同，进行政治沟通，处理地方事务，仍未得到广泛关注。希腊亲缘是构建和表达希腊认同的一种途径，而争论罗马帝国时期希腊认同的实质究竟由“文化特质”(cultural quality)或“生物血缘”(biological kinship)决定，亦应考虑其背后蕴含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效用。因此，本文通过探讨泛希腊同盟成员对希腊亲缘话语的使用及其与哈德良统治政策的关系，进一步明晰早期罗马帝国时期希腊认同在东部地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效用，以及罗马帝国中央与东部地区的互动关系。 一、泛希腊同盟铭文上的希腊亲缘话语解读 现存的罗马史学著作中，仅有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的《罗马史》和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的《希腊纪行》简要提及了泛希腊同盟。⑧铭文是研究同盟的主要材料。现已发现的约55篇铭文主要来自希腊本土，少部分来自土耳其、意大利和利比亚，内容多涉及同盟职官与运作。从现已发现的铭文看，同盟至少囊括30个成员，包括城市与地区共同体(koinon)，分别来自罗马的五个行省。其中12个来自阿凯亚行省(Achaia)，11个来自亚细亚行省(Asia)，5个出自克里特和库勒尼行省(Crete and Cyrene)，另外2个分别来自马其顿行省和色雷斯行省。⑨其中一块出土于北非城市库勒尼的残缺不全的石碑，是了解公元2世纪中期克里特与库勒尼卡行省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泛希腊同盟内希腊亲缘话语使用情况的重要依据。1945年，阿普巴奥姆(S.Applebaum)在新获得解放的库勒尼卡地区发现了这块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石碑。⑩5年后，学者弗雷泽(P.Fraser)与阿普巴奥姆合作，在《罗马研究杂志》发表了铭文的第一篇校勘文。(11)随后，古德查尔德(R.G.Goodchild)在库勒尼卡又发现了另外几块铭文残片。1978年，英国学者雷诺兹(Joyce Reynolds)第一次整理发表了石碑上的全部铭文，共包括8块残片，5篇文献，后续的校勘与整理多建立在雷诺兹版本的基础上。(12) 碑上的5篇文献整体成刻于公元154年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统治时期，现存残篇约85行。第一篇文献为公元134/5年哈德良皇帝处理泛希腊同盟事务的回复(第5-12行)；中间两篇文献残缺较多，其中一篇是哈德良致库勒尼人民书信的节选(第13-24行)，另一篇可能节选自哈德良在库勒尼发表的演说(第25-68行)，两篇都涉及了哈德良时期库勒尼的地方地位；后两篇文献来自庇护时期。其中第四篇(第69-77行)处理贝勒奈西(Berenice)要求设立巡回法庭的要求；最后一篇(第78-85行)为托勒马伊斯-巴卡(Ptolemais-Barca)要求单独派送代表到罗马的卡皮托里努斯赛会。这一请求挑战了库勒尼在行省内的地位，庇护回复托勒马伊斯-巴卡，称他们的要求可能引起城市竞争。庇护的决定维护了库勒尼在行省内的首府地位，也是文献被镌刻在石碑上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