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23)03-0157-11 中国学术意义上的“国学”一词，大致兴起于清末新政初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相关机构、报刊、书籍，甚至连名词本身等都一度停用，复于八十年代文化论争时期重新启用，焕发新机。“国学”概念自生成伊始，便烙有强烈的时代印记，亲历者或各有立意，甚至针锋相对，沿用者反不知不觉，难免以分歧为同意。且各时代概念逐渐演进，意义分层，不免层累叠加，不同时期复“给予以一种新意义”，“同时也即给予一种研究国学的新态度与新方法”，同一“国学”名词下意义可大不同。①其起承转合各具时代意义。故意图界定概念，明确定义，势必将“国学”一词本身所涵的丰富文化史意义消解掉，除非掩耳盗铃，往往只能引起更大争议，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争论即是一例(当然时人另有目的)。至今尚有争论“国学”确切定义者。“国学”一词，如任何历史事物一般，皆有生成演化的生命历程，如不能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把握来龙去脉，疏证源流分化，很难得其因人因时因事而异的真意与丰富复杂的实情。在此其中，考辨“国学”名义从无到有的发生过程，逐渐接近生成的事实，把握初义脉络，是原始要终了解“国学”历史的开始。 最初的国学亲历者，多直接使用国学概念，虽出于各种意图讨论国学的内涵外延，却极少辨析国学概念的来源出处。与对“国粹”一词早就有“国粹，日本之名辞也”的认识大为不同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颇从追究国学名义正当性与否的角度追溯国学概念的起源，虽存源自欧洲“Sinology”还是接受日本概念的争议，却多意识到国学为西学东渐的舶来品，与确定学术意义上的国学一词非中国所固有而开始使用于光绪末年或二十世纪初的认识相应。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停办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停刊，国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学的历史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郑师渠先生以1991年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专书，研究晚清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其中在考辨国粹思潮兴起的事实时，实际上连带指出国学概念源自日本。④桑兵先生发表于1996年的《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首次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方式深入研究国学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明确证明“赴日游历者(如吴汝纶)及流亡者接受日本朝野人士的意见，借日本的国学概念移指本国的既有学问”，成其为“国学”。⑤具体在文中则指出“目前所知近代最早使用国学一词者有三。其一，1902年秋梁启超在日本谋创《国学报》，曾和黄遵宪函商，希望由他俩人加上马鸣分任其事。黄遵宪则建议撰写《国学史》。其二，1902年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在所撰《扶桑二月记》中使用了‘国学’的概念。其三，据说1900年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扶轮社。这在时间上尚有可疑，因为国学扶轮社的出版活动，可查证的多在1905年以后。”⑥此文后收入于2001年出版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作者将第二条罗振玉《扶桑二月记》一例删去，代以吴汝纶《东游丛录》记古城贞吉劝其“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⑦文与书都以“近代国学研究，从1902年梁启超谋创《国学报》始”作为开端⑧。之后学人多采用此说，成为学界较为普遍的共识。⑨并有所新证，提供诸多新线索，同时也存在一些误断处。⑩概言之，桑兵先生根据当时所见文献与基于文献背后牵涉的日本学术转向的事实分析，作出“较普遍使用近代意义的‘国学’，是20世纪初的事”的判断，至今仍颠扑不破，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事实依据与分析思路。至于具体史实以及“国学”的“最早”出处，仍可在进一步爬梳文献与发现新材料的基础上，有所补证并推进，为进一步研究近代中国国学的起源及其初义脉络提供新的可能。 二、南洋公学与国学名义初兴 目前所知，最早使用描述中国学术的“国学”一词出现于1902年初，其实际使用则应当更早。辛丑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历1902年1月6日，时任南洋公学监督的沈曾植致函周家禄，邀其出任南洋公学文课总教习，以既可输入外风，又“维持江左旧风”，函内提到与国文相应的国学。沈函谓： 学堂一事，言易行难，空腹褊心，竞谈教育，教育固若是其易言乎？今日所当整顿，固不在西文而在中文，中文且不在国学而在国文。此间有学课、文课之分，其文课总教习一席，岁修千二百元，颇望高贤惠来海上，力为主持。外风输此始于此，江左旧风维持亦当在此，此植所以企望德风，引领以冀者也。(11) 此新材料由许全胜在撰写《沈曾植年谱长编》与编纂《沈曾植著作集》的过程中发现并整理，虽然许全胜并未留意其在近代“国学”发生演化历史中的位置并揭出其价值，却不能掩其挖掘与整理文献的重要贡献。本文写作的诸多文献亦取材于此。沈曾植在函内使用“国学”一词，其义既不同于国家一级的学校机构(中国古义)，复与代指外国学术(诸如日本国学)有异，为目前所见中国文献中最早表达中国学术意义上的“国学”一词。这一发现，将近代国学概念发生与名词使用的确切时间提前了近一年，在农历纪年中由壬寅年提前到辛丑年。 尤具价值之处在于，沈曾植在函内所使用国学一词及其概念意义，出自于南洋公学的学制——“此间有学课、文课之分”，既有西文与西学的对应，又有国文与国学的对应。沈曾植在数月前又有“中学”与“中文”的称呼，似即是“国学”与“国文”之对应，(12)则“国学”与“国文”虽未必为南洋公学中固定使用的名义，却显示“国学”与“中学”的相通，且此词名义未必需要受到日本“国学”的启发而可由此“学课”与“文课”的对应自然生成。以事理推断，既然为学制区分学课与文课而来，则实际使用的时间应当更早，使用范围也可能更大。 这一事实关系“国学”的早期使用与初义脉络，需作深入考辨，方能更全面把握其中的信息，揭示其意义。 沈曾植此函撰写，缘起于他决定辞去南洋公学监督一席，此时距离沈氏接受公学监督之席尚不足一年。辞去监督一席，需安排好公学后续事宜。安排后续，为何又牵涉整顿教育？这与公学现状密切相关，也是理解此函所涉“国学”“国文”概念的重要切口。 先是，1901年3月2日南洋公学监督何嗣焜(梅生)病故，南洋公学一时群龙无首，亟需替人。公学主办与主持者盛宣怀乃致电郑孝胥，询南洋公学“应如何办法”。3月11日，郑孝胥应沈曾植、张謇电邀抵沪吊唁何嗣焜，3月13日复于雅叙园聚会，议及南洋公学监督一事，便以沈曾植为人选。(13)4月5日，沈曾植函告丁立钧：“孝章(盛宣怀，引者案)招弟来此，闻将以梅生遗席相属，此非所能胜。若挂名一席，使弟可自澄遥领，则于愚计最便者，第恐非彼所愿。”(14)了解更深后，沈曾植对此不无顾虑，函告夫人“梅生一席，近似盛氏私人，常州人希觑者甚多，轻受之，岂得不虞后患。我意止愿与孝章为寻常宾主，不愿为亲密朋友。”(15)此意贯穿于沈、盛相处之时，故8月28日与夫人谓：“南洋公学辞不脱，试办数月”，以观诸事是否顺手，以“决去留”(16)。11月30日，沈曾植致函盛宣怀已露言辞之意：“学堂近年症结，鄙人略与疏通，以后来者，尽可徐奏功能，不必相视束手矣。”(17)12月9日则已明言辞席，称“公学事略加厘正，后来接手不难”(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