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3)02-0033-10 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的过程和相关诸多问题，学界都已积累较多的成果①，但帝制取消后的善后问题研究仍显薄弱。“善后”以中央权力归属为核心，不仅包含这个过渡时期复杂的政治斗争，更是承上启下，为随后的南北对立与“府院之争”提供了最初的背景。 《北洋军阀史》《中国近代通史》《梁启超与护国战争》②等著作较为详细地交待了这段历史的大致走向与各方立场，在主题之下各有侧重；专题史作品如杨天宏《北洋政治的“乱”与“治”》，从约法和北洋军政体系的角度论述袁世凯死后民国政局的分裂③；齐锡生、陈志让、派伊等学者就此多采用结构分析，强调袁世凯死后国家秩序的失控④；相关人物传记则注重传主本人的政治活动与态度。关于洪宪帝制后的中央权力归属这一核心问题，现有研究成果在叙述上倾向于按照派别划分立场，而对各方具体观点策略的形成及其在政局演变中的变化不够重视。 中央权力层面的洪宪帝制的善后问题包含几个方面：一是袁世凯取消帝制之后是否留任总统：二是如果袁世凯退位，总统之职由何人继任；三是退位与继任的法律依据。围绕这些问题，从1916年3月22日帝制取消到7月初恢复民元约法、民二国会为止，南方护国军、北洋派以及知名文人之间，发生了错综复杂的联络与斗争，这个过程是政治立场、具体形势与政治理论相互交织的结果。在各种因素中，“约法”“权力”与“秩序”三项，是各方观点交锋背后的核心利益关切：“约法”虽然是固定的条文，却蕴含了巨大的号召力；“权力”是各种政治势力的真实要求；“秩序”则既是共同的追求，又是对他们举动的约束。 故本文聚焦于这段时期，梳理上述几方势力对袁世凯去留、新总统人选与其宪法依据的态度，揭示其中的法律观念、权力斗争过程与各方对国家秩序的认识。尤其注重各方态度之间的互动、变化调整，以及不同场合下的表述差别。 一、袁世凯的去留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迫于内外压力发布“撤销帝位”申令，恢复中华民国，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立即强调“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⑤，对自己的去留缄口不提，继续与独立各省对峙。庄蕴宽等旧官员也即行致电南方，谓“南北相持，国本摇动，帝制现既取消，公等目的已达，请顾念危局，速即罢兵，勿为意气之争，致招亡国之惨”⑥。 对于袁世凯这种为了保住自己权位的釜底抽薪之计，报刊舆论予以直接揭露，谓“今日所希望于袁世凯者，即一九一二年希望于满洲人者”⑦，“袁氏怀柔南方及预留妥协之余地，不过为一时弥缝之计”⑧。护国军也深知此时更需维护继续反袁的合法性，蔡锷向梁启超表示“袁逆……不得已而取消帝制，以为目前和缓人心，将来复可卷土重来之计”⑨，李烈钧也认定“袁逆伪消帝制，图遣征诛”⑩，护国军“既揭义旗，自须贯彻始终，方肯罢休”(11)。于是护国军各领导人迅速发出电文，申明“自上年十二月十三日起，袁氏叛逆之罪已经成立，今即取消帝制，不能取消其犯罪”(12)，“袁氏最大之罪恶，在专用威迫利诱手段，将全国人廉耻丧尽，若彼依然掌握政权，则国家元气，必至澌灭无余”(13)，“民心已去，信义已失，威严已伤”(14)，“依法理言，项城承认帝位时，已有辞退总统之明令，是国会选举之效力已无存在，此时继续旧职，直无根据”(15)，“早失元首资格”(16)，仅取消帝制而不退位，不足以使护国军罢兵。 徐世昌、段祺瑞对于南方，虽认为“帝制已取消，则彼等之目的已达，请罢兵议和”(17)，但面对南方坚持袁世凯必须退位的串联与通电，也开始讨论袁世凯的去留，以准备同南方谈判。4月1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致电唐继尧、蔡锷等，谓袁世凯“业经宣布取消帝制，诸君志愿已达，尚望共济时艰，和平解决”(18)。 护国军虽未罢兵，但也愿以和谈为第一手段，开始与北洋系领袖联系总统继任事宜，并对他们频频示好，称“公等为国柱石，系海内人望，知必有以奠安国家，造福生民也”，希望他们能促袁退位，则国人对袁还能“轸念前劳，感怀大德，馨香崇奉”(19)，同时还在不断拉拢前线的北洋军将领陈宦、张敬尧等人，蔡锷致电陈宦谓“吾兄才望，冠冕南州，挈兹纲领，登高一呼，则海内向风，纠纷宜可速解”(20)。经数次往来，双方逐渐达成协议，陈宦表示“赞成倒袁，举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中一人为总统”，冯国璋也接受了“与民军媾和，不可偏持极端主义，可迁就者不妨俯从之”(21)。 此时护国军示好北洋将领，一面强调遵照约法，如“项城速行宣告退位，遵照约法，继任有人，一面息兵，速集议会”(22)和“袁氏即日退位，听候组织特别法庭裁判；援照约法，要请副总统黎公继承大总统”(23)，一面希望凭借北洋系的内部攻势而对袁退位有所助力，如“黄陂、东海、芝老、华老诸公，终为国命所托”(24)和“我公(指冯国璋)弭兵筹划，实在劝袁退位，宗旨既同，解决自易”(25)。因为如果仅有法理的要求，而不能提供实际的利益、营造“众望所归”的态势，北洋实力派仍然会不为所动。 冯国璋对洪宪帝制的抵制曾经比段祺瑞积极，3月21日即联络李纯、张勋、靳云鹏、朱瑞联名密电袁世凯撤销帝制(26)。自4月起，冯国璋又以“法律为国家正轨，……今欲纳轨于正道，又非依据法律不为功”(27)，与赵凤昌密议促袁退位，致电袁世凯，“为今之计，惟有恳请大总统念托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追，未来之修名可立”(28)，暗示退位。但由于帝制取消后自己并非直接受益者，故冯的立场并不坚定，其提出的八条调停时局办法虽然表示“遵守民元约法”，但还是“承认袁世凯仍居总统地位”等，5月1日又通电各省修改八条，暂时承认袁为大总统，另组新国会，由袁氏提出辞职，再选继任大总统(29)。 段祺瑞在此阶段对袁世凯退位问题没有明确表态，接任国务卿以来，专心于收揽实权，建议裁撤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事务归入陆军部办理，又请求由陆军部接收模范团和拱卫军，但袁世凯并不愿交出权力。为防止袁世凯突袭，段祺瑞急调陆军第二十一师一部到京护卫(30)。因此段祺瑞“以内阁并无实权，颇悔此次出山，现在并不力劝袁总统退位”(31)，继续向袁索取“所有宣战媾和之种种大权”(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