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政府干预、插手中国革命，趁机扩大在华利权；在野的“支那浪人”集团则与日本参谋本部结盟，以支援革命为名潜入中国。这些史实在过去的研究中已被充分展现。①但是，关于日本舆论界对于辛亥革命后中国共和制度的相关讨论还未被充分关注。既有研究虽然关注到日本法政界对清末立宪的影响，围绕民初日本法制顾问也有过一定探讨②，但对于辛亥鼎革之际日本舆论界有关中国政治构建的讨论，还有待于系统展现和深入探讨。 经过明治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日本思想界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类型及优劣的认识逐渐深刻，对西方传入的民主、自由、权利等概念分析独到，一些日本法政学家的思想还影响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武昌起义后的1911年末，共和制度的建立问题是中国各方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密切的背景下，日本舆论界对此也予以了充分关注。那么，日本知识精英如何看待中国确立共和制？在革命党人与日本方面关系匪浅的背景下，日本学者的政治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民初共和制的构建？本文拟分析日本舆论界，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学家、法学家、报人等活跃在舆论前沿的日本人，对于民初中国共和制建设的不同观点，为继续深入认识日本与辛亥革命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权结构的预判 1911年末，关于未来国体问题，革命党人坚持认为中国所必需的和人民决心要求的是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部分仿效美国，部分仿效法国，并根据瑞士的原则进行某些修改。③日本舆论界对中国能否推行共和制、推行什么样的共和制展开讨论，其中有积极支持的声音，比如在天津经营松昌洋行的山本唯三郎就认为中国成为共和制国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④，但是日本国内舆论界不乏观望或质疑者。无论何种态度，他们分析出的政治模型指向了不同程度的集权。 日本报人、政治家矢野文雄对中国能否实现共和制持观望态度。从社会文化角度看，他认为孔教影响了共和制的真正实现。共和制国家需要国民有爱国心，而孔教教臣民以“忠君”，所以中国人缺乏对国家的热爱。这一点在同受孔教影响的中日两国存在差异。在日本，在朝之臣与在野之民对国家的感情无差别，在国家有难时都会挺身而出。但在中国，朝廷有难，为官者有义务奔走，而一般民众则对国家大事有着“与我无关”之感，这是组织共和政府的不利因素。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之下，如果出现一个有威望的大政治家，中国的政体就可能会滑向君主制。⑤ 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综合性杂志《太阳》主笔浮田和民对中国确立共和制存有质疑，主张糅合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他认为中国没有能统率全部革命军的大人物，也没有多数人认同的“铁律”，缺乏领导核心的中国即便确立共和制仍难以实现稳定。他主张中央政治组织形式参照比利时宪法(即君主立宪制)，中央政府任命地方长官，中央议会制定地方宪法；地方政治则仿照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的联邦制，由地方长官组织对地方议会负责的地方政府，地方议会拥有一定程度的立法权。对于此前革命党人主要借鉴美国宪法的构想⑥，以及清末立宪模仿日本宪法的举措，浮田氏指出“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⑦ 日本舆论界也存在直白否定共和制的声音。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认为健全的中间阶层是实现完美立宪政治的关键，可惜中国没有中间阶层；另外，选举总统对实现共和制很关键，但这势必会引发各省的政治竞争甚至是武力争夺战。⑧德富苏峰更是认为“共和制是一种无形的病”，中国实行共和制对日本天皇制造成威胁，故主张对中国进行干涉。⑨对此，庆应大学教授向军治批判德富苏峰“浮躁”，只观察表面现象，不去分析事物内部逻辑。⑩浮田和民则指出中国实行共和政体对日本不会产生影响，所以主张不干涉主义。(11) 实际上，12月南北议和之际，日本政府大肆宣扬干涉中国政体走向，而舆论界的报人群体却组织起来反对干涉。以《太阳》的浮田和民、《东京朝日新闻》的松山志次郎、《东京日日新闻》的松山忠次郎等人发起的“支那问题同志会”，集合了《万朝报》的斯波贞吉、《日本新闻》的工藤日东、《报知新闻》的上岛长久等人，发布宣言称：“帝国应尊重邻邦之民意，不可滥行干涉政体问题。”(12)《东洋经济新报》《大阪每日新闻》等报纸杂志代表对此决议也表示赞同。(13)相较于称霸亚洲、侵略中国的立场，不干涉主义显得尤为珍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干涉主义的代表浮田和民对孙中山、袁世凯的态度是不偏不倚的，这说明浮田和民缺乏对这二人政治理念区别的深刻理解，对中国革命兴起、变化的内在机理的反思也是不足的。 1912年民国建立伊始，日本舆论界将“再造中华”“应采取何种政体建设新中华”，视为重大紧急问题予以关注(14)，日本政界、学界、报界人士纷纷发文讨论中国前途问题，其中多位论者从中国民智不及美法，共和体制与中国历史传统相违背角度进行论证，最终大都指向君主立宪制更适合中国。大隈重信认为中国人整体上缺乏公共心、政治参与能力不足，为国家献身的牺牲精神匮乏。浮田和民对此也持相近的认识。(15)另外大隈重信认为中国财政紧张，即便中国短时间内完成共和，最后还是会演变为专制。(16)《上海信使报》主编佐原笃介更是直接表达对中国人建立共和能力的蔑视：“无论如何，我对共和制的中国没有信心，因为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就其禀性和气质来说，个个都是小暴君。可是在目前，中国人几乎满脑袋都是可以从共和制得到赐福的想法，而不知道共和制为何物。”(17)青柳笃恒则是从共和思想普及角度指出，革命党人崇尚的美式民主共和制的实际拥护者有限，反倒是梁启超等提倡的“虚君共和制”更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情况。(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