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①“抽象力”不仅彰显了《资本论》的“科学性”，而且集中体现了《资本论》的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的“三者一致”，是理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辩证法的重要维度。马克思是在对斯密和黑格尔的抽象力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完成了抽象力科学性、革命性变革，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切中了资本主义的“现实运动”。所以，在思想史视域下深入考察抽象力的历史发展脉络，不仅有利于厘清马克思的科学抽象力与斯密的形式抽象力、黑格尔的思辨抽象力的理论渊源和本质区别，明晰其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而且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彰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斯密：形式抽象力造成方法二重性 形式思维致力于通过分类、归纳、抽象等方法反映事物的本质，研究认识知性阶段的规律。自古希腊起，许多哲学家把抽象的概括与逻辑的演绎融为一体，通过探究事物本质以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正如马克思曾指出，“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②。配第从感性具体出发，运用“政治算术”和“政治解剖”分析感性材料，在表象具体中达到了一般的抽象。配第的历史功绩在于找到了政治经济学上的某些一般抽象规定，但由于其抽象力囿于自然科学的范式，没有代替“显微镜”和“化学试剂”，仅限于“从具体到抽象”，无法从抽象的概念复归至事物的具体，难以运用价值理论明晰现实经济现象背后蕴含的运动规律。斯密则实现了从抽象规定(如劳动)出发，由一般上升至多样性的统一，超越了配第的抽象方法，为政治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斯密致力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反映事物的本质，由抽象概念上升至多样性统一的综合具体，确立了抽象力的思维路径，是走上从思维抽象上升至理性具体的“第二条道路”③的第一人。斯密在归纳感性材料时，运用抽象力追求事物的本质概念，而且有意识地肯定概念“具体性”，把概念范畴上升至综合具体之中。例如，在研究交换价值时，斯密把劳动从影响财富增长的若干具体规定中抽象出来，创造性提出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都是劳动，以“劳动一般”为逻辑出发点逐步上升，通过对利润、资本、地租、对外贸易、殖民地等问题的层层分析，上升至更加复杂的、多样性统一的具体，复归至理论建构出发点——国民财富。斯密是有意识地肯定“具体”，“我们说一定分量的特定商品，比说一定分量的劳动，也更容易使人理解。因为，前者是一个可以看得到和接触得到的物体，后者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概念，纵能使人充分理解，也不像具体物那样明显、那样自然。”④可见，相对于抽象概念，斯密更主张从客观事物的“具体性”维度理解，这是斯密抽象力实现重要转变的缘由。但是，斯密的理论体系时常陷入自我矛盾之中，因为他实现的是不彻底、不完全的“具体—抽象—具体”抽象力思维进程，本质上是一种形式抽象力。 受近代自然科学和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斯密在构建理论体系时粗略地抓住现成材料后停滞不前，偏重研究客观现象，注重量的分析，缺少质的考察；而且他缺少辩证思维，没有分析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达的是一种不彻底、不完全的理性具体，这是斯密抽象力的显著局限性，以致有时造成概念并列与混淆，时而退至“第一条道路”。例如，斯密在论述交换价值时存在两种不同的价值规定，一方面，他指出商品价值取决于商品包含的已耗费劳动量，即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另一方面，他把劳动力价值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认为交换价值实际上取决于可以买到商品的活劳动量，但劳动力价值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致使他在阐述价格理论、研究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等方面思路混乱，导致他的价值理论体系在逻辑起点与理论整体上都丧失了统一性。更重要的是，斯密抽象力的局限性导致了研究方法二重性矛盾——“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⑤这种表层归纳与深层抽象的混淆蕴含着经验主义与形而上学的结合，体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无法立足于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考察现实发展，难以运用历史的、辩证的思维分析经济问题，致使逻辑与历史相分离。归根结底，斯密在思维抽象过程中缺少辩证法的中介环节，形而上学地考察经济现实、概括经济规律，这种形式抽象力的局限性是造成斯密研究方法的二重性的重要原因。 斯密的形式逻辑囿于对本质概念的思维抽象，缺少历史的、辩证的中介环节——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割裂了抽象力的逻辑进程。例如，斯密在论述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时只概括了二者的一般性规定、分析了矛盾对立关系，并未明晰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二者实质上是对立统一的。而且斯密在分析剩余价值时虽然大致感知到了真实含义，但由于辩证法环节的缺失，混淆了剩余价值一般与特殊。斯密把剩余价值理解为已经完成并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的余额，并把利润、地租、利息等特殊形式当作剩余价值一般，当作是工人加到材料上的劳动中的扣除部分。“总之，转到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的那几章中，就感觉到已经出现了缺口；他感觉到，——不管他所不理解的中介环节是怎样的，——从结果来看，规律实际上是失效了”⑥。斯密无法区分一般形式与特殊形式的差别，他发现无论是站在资本家还是工人的立场，劳动量与其交换的劳动量并不相等，价值规律似乎转化为了对立面。此外，辩证法中介环节的缺失导致斯密理论体系的解体，因为斯密抽象力缺乏对现存事物历史性、批判性的辩证分析，致使重要的价值形式理论缺失。对此，马克思指出，“像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⑦例如，斯密没有意识到货币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进程的历史溯源，直观地指出一定量货币，有时指的单是货币内含的金块，有时又指一定量货币换得的货物；他也未发现“商品”“货币”“资本”是价值形式存在的三个不同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在现实层面实际上表现为资本对活劳动的剥削与颠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蕴含着“对抗性”。斯密运用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自由秩序辩护后，似乎完成了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后来李嘉图亦犯了类似的错误，他的抽象力不足，直接从一般的抽象规定推演出具体发展的关系，跳过了相应的“中介环节”，把它们强制地、直接地等同。由此，斯密在探索经济本质规律上缺少辩证方法的中介环节，始终未从社会有机体的联系与运动、产生和消逝中进行考察，致使其陷入研究方法的二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