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增强，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取得巨大进展。与此同时，社会心态也发生变化。民众对社会阶层变化的主观感知与客观社会阶层的变化有关，但二者并不是简单的同步或对应关系(王俊秀，2018)。对社会阶层变化和流动的感知(下文主要表述为“社会流动感知”)是激发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作为国家建设的生力军，青年的社会流动感知与其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幸福感等具有直接且紧密的关联(Huang et al.，2017)，进而进一步影响青年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满意度和信心。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①，其中明确提出：“要坚持以青年为本，尊重青年主体地位，把服务与成才紧密结合，让青年有更多获得感。”作为检验社会发展成果共享状况和社会生活质量提升新标尺的“获得感”，同样受客观社会阶层和流动、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和流动感知的影响(谭旭运等，2020)。 与客观社会阶层流动相比，民众对阶层流动的感知对其社会态度、社会评价和行为表现等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陈晓蓉等，2022)。但客观阶层流动的情况较为复杂②，而且人们对阶层流动的主观感知(比如，对当前经历的体验和对未来变化的预期)也有所不同；如果不区分“社会流动感知”的具体内涵，可能会带来理解上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Day & Fiske，2017；Kraus & Tan，2015；吴炜，2016；张跃等，2019)。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2020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相关数据，分析青年社会流动感知③和获得感的基本状况以及不同方面社会流动感知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以期为引导青年理性认识社会流动、有效提升获得感提供相应参考建议。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一)社会流动与社会流动感知 社会流动也称“阶层流动”，是指一定社会分层体系中民众社会地位的变化，即从一种社会地位或阶层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阶层的变化过程(陆学艺，2006)。按照不同标准，可以把社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社会地位基本不变)和“垂直流动”(社会地位提高或降低)、“代内流动”(自身职业或阶层地位发生变化)和“代际流动”(同一家庭几代人职业或阶层地位发生变化)，等等。 社会流动反映了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和发展状况(陈云松等，2019)，常被看作社会开放和机会公平程度的指标。它强调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并改变自身处境(Day & Fiske，2017)。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结构逐渐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陆学艺，2006)，社会流动的开放程度和合理程度都有很大提升。 “社会流动感知”是民众对社会整体和自身阶层流动状况的主观判断(Kraus & Keltner，2013)。社会流动感知水平较高的个体相信社会系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渗透性，允许不同阶层的自主流动(Taylor & Moghaddam，1994)；认为社会阶层结构公平合理(Day & Fiske，2017)。与客观社会流动相比，社会流动感知与民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幸福感等具有更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Huang et al.，2017)；更能反映个体决策时的参照信息，能涉及客观社会流动无法涵盖的细微却实质性变化，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更大(盛智明，2013)。 社会流动感知基于社会整体环境和个人自身处境而形成。但是，在聚焦社会整体环境还是个人自身处境、关注当下体验还是未来预期方面，不同研究视角有所不同。有研究更关注民众对社会整体阶层流动状况的主观感受(Day & Fiske，2017；陈晓东、张卫东，2018)；另一些研究更倾向基于个体内或代际的阶层变化状况，关注个体自身的阶层流动或对下一代阶层流动的预期(Kraus & Tan，2015；陈云松、范晓光，2016；吴炜，2016)。不同方面社会流动感知紧密相关又存在明显差异，其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和行为结果也存在一定差异。 具体来说，个体对社会整体阶层流动的主观感受，常被称为“流动信念”(Day & Fiske，2017)。高水平流动信念使民众相信社会阶层的开放性和可渗透性，从而提升社会公平感、促进社会稳定(Sagioglou et al.，2018)。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流动信念的影响较大，其中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尤为重要；流动信念不仅取决于当前的机会不平等程度，还取决于民众对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平而实施的相关政策措施的知晓程度(陈晓东、张卫东，2018)。 流动体验是个体对自身当前社会阶层与过去或上一代相比的阶层流动结果的认识(陈云松、范晓光，2016)。流动体验与个体自身社会阶层认同具有较强关联，个体向上流动体验的“效应尺度”显著高于教育、职业、声望等客观指标(陈云松，范晓光，2016)。 流动预期是个体对子女社会阶层相比于当前自身阶层未来变化的预期(吴炜，2016)。流动预期较高的个体认为，子女能拥有平等享有更好教育、赚取更多收入以及获得想从事的任何工作的机会(Kraus & Tan，2015)。研究发现，青年流动预期呈现向上流动趋势，总体上从中等偏下的主观社会阶层转至中等甚至中等偏上的主观社会阶层(吴炜，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