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验角度看，新中国工业发展史具有从无到有、从小变大、从大变强的演化。这种阶段性分明的演化特征，既可以用来描绘整个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又几乎能和中国大多数工业部门、行业的发展史相对应。自18世纪中期以来，工业部门在现代经济中一直是一种活跃的创新性力量，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也对工业创新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或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部门创新体系(sectoral systems of innovation)等理论，讨论工业创新的不同层级与类型①。工业创新是现代经济的动力，自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以来，经济学家对工业创新的研究聚焦于引导着创新活动的发达国家。然而，如果将创新纳入世界体系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后发展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追赶(catch-up)同样需要创新，但这种创新与发达国家的创新存在演化的时间差，并由此带来形式与内涵上的差异，值得专门研究。以中国为例，其庞大的工业体系的演化是一个历时数十年的长期进程，直到从大变强阶段开启时，中国涌现出的大量创新才与发达国家越来越趋同。然而，对中国来说，从无到有与从小变大阶段对很多部门的工业创新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②。其中，从无到有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贯穿了新中国工业史，而且迄今仍是中国众多部门、行业工业创新的一大景观，在舆论宣传等方面也构成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本文将从无到有视为一种后发展国家工业演化和部门创新的历史现象，并以中国机床工具工业早期的技术追赶为例进行分析，讨论后发展国家工业部门实现从无到有的机制与条件，并将从无到有置于整个部门创新的演化历程中辩证地看待其意义。 一、从无到有与部门创新：后发展国家工业追赶的演化现象 创新是现代工业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自熊彼特以来，经济学对创新的探讨已经有了深厚的积累，彤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创新经济学家通常以对创新和发明的区分来界定创新(法格博格等，2021)：“发明是指首次提出一种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想法；而创新则是首次尝试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在多数情况下，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时间差。事实上，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差都是正常的。”很多新发明在初始阶段非常原始，与现有技术相比表现较差，生产成本还很高，需要时间去改进(罗森博格，2004)。只有当发明演化成熟后，才构成具有经济意义和商业价值的创新。因此，经济学家所研究的创新主要是一种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行为。换言之，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必须具有产业应用场景这一特征，即使放宽创新的标准，创新所具有的产业性也是其与单纯的科技突破的主要区别。 根据对创新的定义，能够推导出工业革命或工业化就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创新。事实上，熊彼特(1999)曾通过所举的例子暗示过这一论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一般都实现了工业化，而欠发达国家的共性特征之一是未能实现工业化或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由此可以推论，创新作为工业化的核心动力，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具有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出现分化的重要原因。进一步说，现代经济发展在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时间差，发展，就是后发展国家追赶乃至赶超先进国家的过程。一般而言，后发展国家的追赶表现为对先进国家的模仿与学习。然而，由于现实世界存在着各种壁垒与信息不对称，这种模仿与学习很少能表现为简单的经验复制或技术转移。后发展国家的追赶必然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从工业化先行者的视角看，追赶者的努力或许只是在重复早已发生的历史，但对后发展的追赶者来说，其自我突破的努力在其自身的演化史上是具有创新意味的。当追赶者并未从先行者那里获得丰富的知识而取得了先行者实现的成就时，其取得成就的过程即使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创新，也必然包含创新的要素与机制。罗森伯格(2004)指出，创新常常发生在信息匮乏或不确定的环境中，一个企业创新的自然过程是：刚开始只拥有贫乏或非常有限的信息，随着经验和投资增加而获得新的信息。这一对创新的典型描述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后发展国家的学习与追赶。就此而论，后发展的特殊性既使发展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独立分支，又使演化与创新经济学必须重视后发展语境下的创新问题。 在世界体系中，经济活动与政治、军事等活动密不可分，国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单位，创新也具有显著的国家特性，后发展与追赶都是国家视角下的经济现象。工业革命是世界市场催生的力量，其演化却被国界线分割。创新的国别差异性，导出了国家创新体系或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法格博格等，2021)。相关研究者认为，任何创新体系的中心活动都是学习，而学习是一种涉及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社会活动，故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社会体系。创新体系同样是一种动态系统，被积极的反馈和再生产赋予其特性。国家之间的政治与文化差异，使创新体系具有国别性，尽管其边界有时候是模糊的(Lundvall，2010)。后发展国家的追赶，可以视为其国家创新体系从萌芽到成长壮大的演化过程。在演化的最初阶段，后发展国家的创新体系及衡量其创新的标准，与先进国家必然存在着最为显著的差异。如果后发展国家能够较为成功地进行追赶，这种差异会逐渐缩小。不过，现实世界的复杂之处在于，一国经济是由诸多部门(sector)构成的，介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部门亦自成创新体系，其构成了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此处的“部门”，既指构成工业化主体的工业部门，又指工业部门内部的各种产业与行业部门。从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角度看，部门是一组为了满足给定需求或正在出现的新需求，由某些关联的产品群组成，并拥有共同知识的活动集合体(法格博格等，2021)。可以说，部门由生产同类产品和拥有共性知识的企业聚合而成，这些企业的创新衍生出部门创新。马莱尔巴(Franco Malerba)指出，部门层级的创新亦具有体系性的特征，部门体系拥有知识基础(knowledge base)、技术、投入及潜在的或既存的需求。部门之间在创新上的异质性源于知识的异质性，即不同部门拥有与需要不同的知识。不同的行动主体知道以不同的方式去做不同的事情，由此，学习、知识与行为，使行动主体在经验、能力和组织上必然呈现异质性，并带来行动主体不同的表现(Malerba，2004)。帕维特(Keith Pavitt)等学者认为，在经济系统中，存在着产生经济中绝大多数创新技术来源的核心部门，如电子、机械、仪器和化工等；有创新较少且需要从核心部门获取技术的次级部门，如汽车和冶金等；还有主要吸收技术的使用者部门，如服务业等。因此，后发展国家的追赶过程还可以视为其关键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建立与成长的演化过程。实际上，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通常也以部门为单位。部门创新是创新与追赶的中坚力量，也是研究工业创新较为合适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