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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史学通常被认为与宏观史学相对立并因此被视作“碎片化”的代名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微观史学家在专注于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构建宏观的历史叙事。他们提出了“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两个概念作为其宏观叙事的理论根据，并通过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性、象征性隐喻、追随、深描、比较等方式在研究实践中建立起微观史与宏观史乃至全球史之间的联系。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与其所处的多元主义学术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特别是与全球史学相融的事实，对于我们走出“碎片化”的历史，以及确立一种辩证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具有启发意义。
Dosse)也指责专注于微观研究的历史学家“没有集体计划”，使得历史研究走向“个体化和局部化”，也就是所谓的“碎片化”。②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将微观史学视作某种以历史碎片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做法，进一步加深了学界的这种认识。③ 与之相对，另一部分学者坚决反对将微观史学等同于“碎片化”的看法。首先是微观史学家一再强调他们对宏观研究的追求。乔万尼·莱维(Giovanni Levi)宣称，“微观史学是以不牺牲个体元素的知识来获得更广泛的概括。”④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更是直言，“一部好的微观史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histoire totale[总体史]的雄心。”⑤他们的主张也得到一些史学家的声援。如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曾说：“指责微观史学家只考察小社区而很少或没有涉及更为广阔的语境是缺乏根据的。”⑥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微观史学通常与宏观历史联系在一起。⑦不过，与前一种声音相比，后一种声音时常被“微观”和“碎片化”的标签所掩盖，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不论是国外史学界⑧还是国内史学界⑨都渐次注意到微观史学具有的宏观面相，但总体而言还缺乏对这一问题的专门论述，加之目前国内史学界有关“碎片化”问题的争议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学界有必要集中审视微观史学的宏观取向。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考察微观史学的宏观构建，进而对其追求宏观叙事的思想根源进行深入探究，以期对如何避免“碎片化”的历史研究有所启发和借鉴。 一、围绕“线索”和“尺度”的理论构建 在以往的研究中，微观史学的理论构建问题并未得到充分关注，⑩一个惯常认识就是微观史学只是一种史学实践，它不具备自己的理论工具。如科卡就认为微观史学断然拒绝理论而坚持直接的经验。(11)正因如此，微观史学被其批评者断定为无法构建宏观叙事。然而，事实是“虽然微观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史学实践，但其理论参考却是多种多样的”。(12)微观史学最为核心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将微观层面的历史与宏观层面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不过，如金兹伯格所言：“宏观史与微观史之间的调和绝非理所当然的”，“微观层面取得的结果不能自动转化到宏观层面(反之亦然)”。(13)为破解这一难题，微观史学家从研究之初就开始积极地进行理论构建，并且在微观史学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更新和强化他们的理论工具。 “正常的例外”(normal exception)是微观史学家最早提出的理论概念，它奠定了微观史学的理论基调。“正常的例外”又称作“例外的正常”(exceptional normal)，首先是由爱德华多·格伦迪(Edoardo Grendi)于1977年提出的，其意在强调一个聚焦于反常现象的个案研究对于构建历史普遍性的重要意义。(14)之后，金兹伯格和卡洛·波尼(Carlo Poni)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他们认为“正常的例外”这一表述至少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它指的仅仅是明显例外的文献。”这里提及的文献主要是指欧洲前工业化时期宗教异端和罪犯的审判记录，它们构成了早期微观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根据金兹伯格和波尼的解释，正是因为“这些审判中绝大多数涉及的都是非常普遍且通常影响不大的罪行”，因此，可以断定“在工业化之前的社会中，某种类型的越轨行为，事实上即便是违法行为，也是常态”。“正常的例外”还具有另外一层含义，也是更为重要的一层含义。“如果资料对底层阶级的社会现实保持沉默或是系统扭曲的话，那么一份真正例外(并且因此从资料统计上来看并不常见)的文献可能比一千份同一类型的文献更具启示作用。”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体系当中，底层群众通常是作为与精英阶层相对立的整体而出现的，而其中个体的生活状况甚少得到关注。对于底层阶级的研究来说，一份“真正例外的文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作为隐藏现实的线索或痕迹发挥作用”。(15)也就是说，一份以底层个体为中心的特殊文献能够作为线索引导历史学家发现潜藏的社会结构，从而获得对于底层社会整体的重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