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方大员的张之洞，以洋务派和改革者的面目活跃于晚清政坛。李鸿章则自天津教案后至甲午前，长期以大学士总督直隶兼北洋大臣，在洋务和外交中具有相当影响力。二人在洋务建设、中法战争、庚子议和等问题上有合作也有分歧。而对于双方早年间的关系，吴剑杰认为，作为“清流党”的张之洞与李鸿章谈不上私交和个人恩怨，而在朝政上出于公心各有不同的意见①。虽然有学者对于张之洞从“清流”到“洋务派”的转变的说法提出质疑，在具体的某些问题上也证明了“清流”与李鸿章曾存在合作关系②，但由于光绪八年(1882)前张之洞与李鸿章往来材料相对缺乏，无法实证他们早年的交际。戴海斌探讨过张之洞与李鸿章的早期交往，认为洋务与清流并非疆界分明，然而终究“各有门面”③。论证较为详实，但同样因为缺乏张之洞方面一手的材料，无法凸显张之洞在其中的主动性。 在所谓的“清流”交往中，张之洞与张佩纶关系密切且有私交，许多事皆有合谋，并有“青牛角”之谓；李鸿章因故交的关系，对张佩纶更是有拉拢、提拔之意④。因此，虽然张之洞与李鸿章早年交际材料阙如，通过二张的书信往来仍可透露张之洞与李鸿章早年交际的信息。目前所见较为集中的张之洞早年致张佩纶书信有两宗：一是赵德馨等主编的《张之洞全集》(以下简称“武汉版”)从《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辑录张之洞光绪初年致张佩纶的书信。这些书信并无具体时间，且内容做了大量删节、剪裁。据黄濬称，此书信是许同莘“从丰润(按：张佩纶)家转辑出者较多”⑤。二是2012年广州图书馆主编一册《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该书札亦大多没有时间，其中有数通信件为隐语，研究者无法准确解读，误以为是谈风雅之事，实则正如黄濬所提示：“(二张)论诗家，绝非论诗；必以隐语指同时朝官与党。”⑥ 近代史所藏张之洞书札(甲182-371档⑦)存有大量张之洞致张佩纶书信抄件(少量为张之洞致李鸿藻书信抄件)，对比《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的书信，抄件大多有月日时间且内容未被删节，数量亦远超辑录的书信，可知此档或为许同莘当年据张佩伦家所藏张之洞手稿抄辑之件。此外，许同莘在编辑《张文襄公全书》时曾言张之洞无手书底稿，收信人又往往视为珍宝不肯公示，故而张之洞书札更显弥足珍贵⑧。本文所刊布的近代史所藏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均为未刊，从中颇可窥见张之洞与李鸿章早年交际情况，进行考订释读也可补各版本《张之洞全集》之不足。 一、“清流”的崛起与张李初步合作 目前所见，张之洞与李鸿章最早的直接交集在同治八年(1869)。其时李鸿章因镇压太平军、捻军有功，授湖广总督；于同治八年正月抵湖广总督任，十二月督师赴黔，随后湖广总督由其兄李瀚章署理。张之洞则于同治二年考取探花，交结军机大臣李鸿藻，频放考差、学差，六年奉旨放湖北学政，与李鸿章同城为官接近一年。这一年，张李二人虽在创设经心书院上互相合作，但张之洞显然不快。如对家人言有掣肘之感，称：“至此官与人相处动须迁就，绝不能一意孤行，崭然自立，面目殊令人不快耳。”⑨李鸿章曾就郧阳发生的胡树棻学案致函张之洞结案，并为处理此案草率的郧阳知府求情宽免⑩。显然，张之洞对于督抚、州县官插手学政事务颇为不满。 同治九年八月，李鸿章因处理天津教案，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随后兼任北洋大臣。十月，张之洞湖北学政任满回京，与翁同龢、潘祖荫、王懿荣、陈宝琛、吴大澂等文人官僚结识，形成其交游圈子。十二年，张之洞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旋放四川学政。光绪三年(1877)，张之洞入都覆命，在穆宗升祔的讨论中虽未有上奏的权力，却颇为留心，陈宝琛云张之洞“自是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11)。五年二月，张之洞授国子监司业，获上奏的权力，在吴可读尸谏一事中维护慈禧太后权力来源，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黄体芳、邓承修等相互引援，隐奉军机大臣、北派领袖李鸿藻为首，以清议大张声势。 李鸿章对李鸿藻和清流物议不太以为然。在处理滇案的过程中，他曾写信给其兄，表达对当轴和清议的不满(12)。除了洋务办理意见不同，李鸿章对所谓“南城士大夫”肆意弹劾亦不谓然，对张之洞入奏的东乡案及郑溥元弹劾山东巡抚文格一事评价道：“星轺四处，大非佳事，都人亦有私议，盖上意事从严，当轴间有迎合。今日封疆真不易为，难保终必无查办之举，可惧也。”(13) 然而，李鸿章曾有意拉拢提携张佩纶、吴大澂等人，通过这层“南城士大夫”的交游关系，张之洞与李鸿章有间接的联系。光绪四年，因河间府灾情严重，李鸿章奏派吴大澂、盛宣怀、李金镛筹集赈款。在吴大澂的倡议下，籍贯直隶南皮的张之洞公捐之馀，另筹集1560两，事后李鸿章为诸人请奖(14)。五年，李鸿章母亲八十大寿，在此之前，张佩纶、张之洞等人就谋划以文字向李太夫人祝寿。据《张佩纶日记》记载，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九日，张佩纶邀约陈宝琛，请其修改寿文序言；张之洞则作《合肥李相太夫人八十寿诗》祝贺(15)。但由于观念和圈子的不同，张之洞、李鸿章二人在光绪六年以前，除了在湖北，并无太多直接的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