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手与日常防疫：近代中国防疫观念和行为的演进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3)03-0171-10

       引言：作为清洁与医疗行为的洗手

       洗手以保持清洁的行为古已有之，而古籍中对洗手行为的记载多重其礼仪规范的意义。据《说文解字》，“盥，澡手也”。清洁身体不同部位有不同的称谓，如洗手曰盥、曰澡，洗发曰沐，洗脸曰面贵，洗身曰浴，洗足曰洗。《礼记》对洗手亦多有规定，如《礼记·内则》曰“鸡初鸣，咸盥漱”，早起即要洗手漱口；《礼记·玉藻》曰君子“日五盥，沐稷而粱”，意为每天洗手五次，洗发用糜子汤，洗脸用黄粱米汤。此外，食物制作者也需要保持双手清洁。唐代王建《新嫁娘》中的诗句“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描绘了新娘洗净双手做饭的情景，合于妇人“主中馈”的家庭职责，广为流传。

       欧洲中世纪对手清洁的关注通常也注重其礼仪规范方面。人们会在起床时以及饭前饭后洗手，一些礼仪建议书认为，即使是干净的手，也必须在餐桌上用盆或水罐重新清洗，这样其他人才会放心分享食物。上流社会非常担心仆人的手不洁，尤其是在食物准备和餐桌服务方面。18世纪时，礼仪指南这类书都要求仆人定期洗手，保持手的干净整洁，那些拿过肉或上完厕所不洗手就去准备色拉的仆人会受到批评。大体而言，保持双手干净的主要目的是保持体面，而不是卫生。①

       除了去除污垢以外，洗手还具有多种仪式与象征意义。在伊斯兰、犹太等文化中，宗教洗手仪式存在了数千年。在传统中国，诸如读经书前盥手漱口、接财神洗手焚香等行为，皆表敬畏。手与身体的洁净，是道德纯净在人类行为上的表征之一，人们有时会借助洗手行为来清理道德污点。偷盗者被比喻为“一双脏手”，“洗手”一词也通常被用来比喻盗贼等改邪归正。现代心理学认为，洗手能减少身体上的不满情绪。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精神分析学家看来，强迫症病人常常会通过不断地洗手来消除焦虑，这种仪式背后可能隐藏着被压抑的欲望以及由此带来的罪恶感和不洁感。②

       洗手与疗治行为的联结始于19世纪中叶。这一清洁行为被科学话语重新解读，但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疾病通过手传播的观念在医学体系中只存在了一百多年。1847年，奥地利维也纳第一产科医院的匈牙利籍医生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经过观察与对比，推断医护人员不洁的手与产科用具携带着某种“尸体物质”接触产妇阴道，是产妇感染产褥热的罪魁祸首。于是，他规定进行过尸检的医生在进入产房为产妇施行阴道检查或接生之前，必须用含氯溶液清洗双手和产科用具。此后病房中产妇产褥热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明显下降，但是，他的观念并未被当时的主流医学界承认和接纳。据说部分原因是“出身良好”的医生们不愿意承认产妇的死亡是他们没有洗手造成的，否则他们就会被视为故意为之的凶手。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塞麦尔维斯身处医学细菌学尚未确立的时代。19世纪以前，人们很清楚灰尘与疾病之间的联系，他们知道手可能会传播疥疮等皮肤病，从而认为洗手可以清除外部污垢和有害的身体排泄物，但还不明确这些疾病的具体传染方式。现代护理学的开创者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中的战地医院里倡导护士要经常洗手，尽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与瘴气作斗争，并消灭病人皮肤毛孔和肺部释放出的污染物，但客观上确实减少了感染。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证明了细菌在疾病发生与传播中的关键作用，瘴气不再被认为是致病因，塞麦尔维斯的方法才逐渐被解释和采用，但他已于1865年死于精神病院中。数十年后直至今日，人们才以“手卫生之父”“母亲的救星”等荣称为他正名。洗手在临床医学上的抗菌效果在产科和外科这两个领域最为显著。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意识到，病人手术后的死因多是细菌造成的伤口化脓感染，于是他用石炭酸稀溶液做杀菌剂(antiseptic)，术前喷洒于手术器械、医生双手乃至整个手术室，结果病人的感染情况显著减少。1867年，李斯特的论文成果在《柳叶刀》上发表，他还到各地演示杀菌实验，但直到晚年，他的杀菌原理才被医学界普遍接受。③

       洗手成为医疗程序的必要组成部分要到19世纪末才真正确立。1897年，德国外科医生米库利兹—拉德基(Jan Mikulicz-Radecki)规定医务人员施行外科手术前，必须用肥皂和刷子洗刷双手(包括手掌、手背、手指、指缝、指甲沟等部位)持续15分钟，经自来水冲洗洁净后，双手浸于酒精中5分钟，再用消毒巾擦干，并由他人帮助穿消毒手术衣和戴橡皮手套，以避免患者伤口污染发炎。这奠定了此后一百余年间术前洗手及其操作的基本原则。④与此同时，手与疫病的关系得到重新审视，洗手以杀菌或消毒，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个体的防疫之道，亦构成国家公共卫生教育的重要内容。洗手逐渐从医生做的事情，变成了每个人都被要求做的事情。

       学界有关中国近代防疫史的研究，多从制度史、疾病史或思想史等角度加以探讨⑤，较少从日常生活或从个体层面考察近代防疫观念与行为的转变。诸如洗手、戴口罩、消毒通风等日常防疫行为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关涉防疫观念、卫生教育、消费文化等多个议题，颇能体现日常生活中微观层面的多种因素对防疫行为的共同形塑作用。⑥本文聚焦于防疫史中的医学知识建构与传播、防疫行为之养成与身体规训、物质文化与消费等历史面向，探究洗手观念和行为如何内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亦即洗手作为一种日常防疫行为自19世纪末以来的长时段的演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