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文化交流向来被认为是以佛教为载体的交流史，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多，作为自古至今印度主流宗教的印度教与中国的关系研究并不多见，且集中在古代部分。如师觉月(P.C.Pagchi)的《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姜景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严耀中的《中国古代的婆罗门教和婆罗门文化影响》(中华书局2019年)，黄心川的《印度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等，对印度教与中国关系梳理集中在古代。清末民初这一阶段的中印文化、文学交流尚未得到重视，史料的搜集和分析尚待展开和深入。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西方是中国人渴望了解的世界，同时，西方也成为中国与世界(包括中国与东方国家)的中介。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可称为中国人的镜鉴，英国人也成了中国人了解近代印度的媒介。《万国公报》作为晚清较有影响的报纸，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也包括印度的情况。其中有对印度政治、经济的报道，也有对印度宗教典籍、神话传说的介绍，后者主要集中在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的著述中。其发表在1877年《万国公报》上的《印度原流备考》和《印度书籍》系列文章，详细介绍了印度教主要典籍及其中的神话传说，呈现出印度教经典的概貌，为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印度教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译者作为英国传教士向中国读者转述印度经典，其叙述和阐释中表现出鲜明的基督教立场与西方立场，同时又融合了中国视角，并在中、西、印的多重框架中进行沟通和阐释，表现出特殊时期的文化交流特征。 一、韦廉臣对印度古代经典的译述 作为传教士的韦廉臣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作品是其传教活动的副产品。1877年，韦廉臣已经在中国传教20多年，在教会所办的《中西教会新报》《六合丛谈》《万国公报》等报刊上发表著述多篇。除了介绍基督教教义，他还和李善兰合译《植物学》《格物探源》等西学书籍。他在西学译介方面的贡献已有不少研究，本文不再赘述。自1877年《万国公报》第422期始，韦廉臣发表系列文章介绍印度教神话、信仰和经典书籍，这些文章并未署第二个人的名字，似乎这些文言译文是韦廉臣个人所作。这些介绍印度教知识的文章后来收入《古教汇参》，该书现已失传，但在一些藏书目录中还可见到，如《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图书分类目录》(1929)《上海富晋书社书目》(1934)中都收录了《古教汇参》的书名，并且注明“英国韦廉臣著，董树堂译”，可见，这些文章的文言译文应为董树堂和韦廉臣合作完成，但最初发表时忽略掉了中国译者的名字。 韦廉臣的《印度原流备考》由六篇文章构成，主要内容是印度不同时代的宗教神话。其在英文目录的标题分别为：1.The Early Aryan Races(1)The Religion of the Vedas(早期雅利安人种(1)吠陀教)；2.Brahmanism(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文学)；3.Brahmanism-The Hindoo Triad，and the incarnation of Vishnu(印度教三联神，毗湿奴的化身)；4.Brahmanism(婆罗门教续)；5.The Vedic Literature(吠陀文学)；6.Brahmanical Literature(婆罗门教的文学)。英文标题译为汉语时统一为《印度原流备考》及《续印度原流备考》。《印度书籍》随后刊出，有两篇文章，其英文标题分别为The Hindoo Secular Literature(印度世俗文学)与An Epitome of the two great systems of Hindoo Philosophy，viz.The Sankhya and the Yoga System(印度哲学两大系统摘要：数论与瑜伽)。从英文标题可以看出其《印度原流备考》和《印度书籍》主要介绍了吠陀教及其经典、婆罗门教及其经典，以及民间故事、哲学等方面的内容，突出了印度古代文学与宗教的紧密关系。 吠陀是印度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文献，韦廉臣对印度古代文化的介绍也从吠陀开始。他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四部吠陀的内容、形式和主要功能，如“其所作诗篇，名费大。费大者，犹云智慧也”①，又如： 费大有四部，一名理蛤费大，一名雅古费大，三名萨马费大，四名阿大法费大。四部总名曰四韦陀，皆为古书之杰出，而惟理蛤费大为最先亦最醇。理蛤者，赞美之意也。……雅古费大所载者，祷告之文居多。萨马费大为献祭物赞美之词，阿大法费大则记祭品、祭仪及献祭人等。② 译文中对吠陀(Veda)的名称采用了音译，既有新译“费大”，又有佛教文献的译名“韦陀”，译名并不统一，但正确介绍了四部吠陀的基本功能，与今天的认识几乎无异。这四部吠陀今译为《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早在魏晋，吴天竺僧人竺律炎与支谦所译《摩登伽经》中就简要记载了吠陀：“其后有仙，名曰白净，出兴于世，造四《围陀》，一者赞诵，二者祭祀，三者歌咏，四者禳灾。”③但对吠陀中的诗歌并无翻译。《大唐西域记》也介绍了四吠陀：“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振；四曰术，谓异能、伎数、禁咒、医方。”④玄奘所说的四吠陀不包括公认为最重要的《梨俱吠陀》，据季羡林先生的说法，玄奘受时代影响，注重吠陀中被列入当时教育体系的部分，将副吠陀作为主要内容介绍，也影响了后来的佛教文献对吠陀的认识。与古代中国对吠陀的译介相比，韦廉臣的翻译更加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