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寿礼:晚清汉译《圣经》进献宫廷事件探微

作 者:
吴青 

作者简介:
吴青,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清朝中叶以降,在华传教士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对清廷施加影响,希望通过清朝皇室自上而下地影响中国人皈依基督。甲午战争期间,新教传教士借慈禧太后六十寿诞之机,精心筹划进献汉译《圣经》,并得到清廷接纳和相应的赏赐。此事件被视为英美与清廷之间的一次重要外交活动。光绪皇帝对传教士所献《新约全书》产生兴趣,并由此大量购阅西书,了解基督教,进而接触西方文化,尝试更深入地观察西方世界。这次献书事件是西方传教士群体在中国推动《圣经》传播的一次别有意义的尝试。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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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以后,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西方传教士为在中国更有效地提升基督教传播的速度和质量,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花之安(Ernst Faber)等采取“以学辅教”的传教路线,将中国士人、官吏和皇室成员作为主要对象,通过办学、办报、翻译、出版等活动,既传播基督教教义,也注重宣传西方政治与社会改革的思想。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位居中国权力的顶端,新教传教士欲推行其上层传教路线,自然以这两位紫禁城主人为重点对象,筹划各种接近宫廷的传教机会。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六十寿诞,在华传教士借此良机,积极筹划将汉译《圣经》作为寿礼进献给慈禧太后。学界对此有所关注①,但因史料挖掘不够,尚有不小的研究空间。

       美国圣经公会档案(American Bible Society Archives)中的“中国传教档案”(China Mission)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献宝库②,收藏了大量的传教士手稿、书信、报告、年报等。这些档案是反映西方传教士团体在华活动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从西方视角记录晚清社会变革的珍贵资料,国内学者对这批档案研究较少。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传教档案”中还有为数不少反映该会向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进献《新约全书》及光绪皇帝购买《圣经》的史料。本文拟通过解读这些西文档案,尝试还原《圣经》作为慈禧太后的寿礼进入晚清宫廷的详细过程,梳理在华基督教团体以《圣经》为纽带与清朝宫廷建立关系的历程。

       一、寿礼的缘起与准备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清军节节败退之时,清廷却在忙于筹办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这场庆典的筹备吸引了外国人士的关注。在华传教多年的驻北京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梅子明(William Scott Ament)在给美国圣经公会总部的吉尔曼牧师(Rev.Edward W.Gilman)的信中说道:“皇太后正准备以最隆重的仪式来庆祝她的诞辰。据《京报》(The Peking Gazette)报道,已投入了相当于2500万美元的黄金。从颐和园(离城西约10英里)到皇宫的道路,按其财富比例分派给中国的22个省,沿途搭起了装饰性的拱门、丝绸亭子、戏棚和各种壮观的景观。”③美国圣经公会驻华经理海格思(John R.Hykes)的信中也提到:“安徽巡抚负责装饰仅100英尺的路段就花费了75000美元的黄金。”④在西方人眼中,清王朝正在以倾国之力举办此次庆典。

       1894年10月19日,翁同龢在日记中也记载了王公大臣、封疆大吏、蒙古王公进京敬献贡物的繁忙情景,以致慈禧太后不得不下懿旨:“凡贡物绸缎,均毋庸呈进。”⑤这与传教士的观察不无契合之处。当时的清政府不惜代价,倾力筹办这场盛大的庆典。在华新教传教士也不失时机地为手握权柄的慈禧太后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部“豪华版”的汉译《圣经》。

       1894年2月9日,由宁波地区3名女传教士组成的委员会致信上海的传教士费启鸿夫人(Mrs.George F.Fitch)和李提摩太夫人,建议在华女基督徒进献一本《圣经》作为慈禧太后的寿礼,希望得到她们的协助。上海传教士委员会非常认同这一提议,先后召开10次筹办献礼的会议。根据李提摩太记载,最后成立一个献本委员会,由范明德(J.W.Stevenson)牧师出任主席,费启鸿夫人为秘书,李提摩太夫人为司库。委员会负责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宣传与筹款,二是准备献本《圣经》,三是拟定祝寿函。⑥

       为了广泛动员女基督徒进行捐款,“委员会分发到中国各地1500份英文传单和3000份中文传单”⑦,此举效果甚佳,参与捐款的超过10900人,分别来自美北长老会、南美长老会、加拿大长老会、英国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苏格兰联合长老会、新教圣公会、礼贤会、斯堪的纳维亚宣教会、瑞典行道会、循道会、妇女联合会、美国公理会、美国归正会、美北浸信会、美南浸信会、英国浸信会、浸信传道联合会、安息日浸礼会、巴色会、中国内地会、英国圣公会、公谊会、夏威夷华人教会、伦敦会、华北公理会、华南公理会、苏格兰浸礼会、挪威传教会,以及重庆、上海等地和美国的非传教士女士。⑧共收到捐款1152.35美元。⑨

       另外,委员会选择了翻译朴实且有文采的“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新约全书》作为进献的样版⑩,并聘请在华生活了47年的资深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撰写英文序言。为了保证中文文本的信实与典雅,委员会专门聘请艾约瑟(Joseph Edkins)(11)、李提摩太以及王韬、蔡尔康(12)参与翻译审订工作,“保证了《新约全书》序言与正文行文风格的一致性”。(13)委员会还指定台慕尔(Samuel Dyer)、费启鸿夫人和李提摩太夫人负责《新约全书》的装帧工作,并决定由李提摩太夫人负责撰写贺信。(14)贺信称赞慈禧太后以“超凡的精力、伟大的智慧”缔造帝国的和平与康乐,同时介绍《圣经》与西方信仰习俗,希望清廷对在华基督教信众给予尊重与保护。(15)实际上,此时中国各地教案频发并有星火燎原之势。据记载,仅1890-1891年,各地教案屡有爆发,沿扬子江而上至宜昌的暴动事件就有15处。(16)鉴于此,李提摩太夫人在贺信中更多是委婉建议慈禧太后对基督教予以保护,并采取措施缓和各地愈演愈烈的民教冲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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